第二，不怕犧牲，不屈不撓，誓死抗爭，務求必勝，一往無前的精神。
不怕犧牲，不屈不撓，勇往直前，這是共產黨員黨性的集中表現，是人民軍隊的鮮明特點。長征實際上是以我們的反“圍剿”開始的，但是後來卻變被動為主動，轉危為安，反敗為勝。這表明一個革命政黨和一支人民軍隊，直至每一個革命者，在任何困難危險的情況下，隻要有頑強的鬥誌和必勝的信心，就能無往而不勝。長征路上的艱難困苦、險阻曲折，超過了人們的忍受力和負荷力。各路紅軍在敵強我弱的特殊條件下，孤軍轉戰，尋找新的立足點。幾十萬敵軍前堵後追，紅軍走到哪裏，敵人便追堵到哪裏，幾乎沒有喘息之機。紅軍走了打，打了走，邊打邊走，幾乎無日不走，無日不打。但是，不論是強大敵人的圍追堵截，還是惡劣的自然條件，都嚇不倒紅軍指戰員。中國工農紅軍之所以能夠在長征途中克服各種艱難困苦，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是因為他們具有不怕犧牲，敢於勝利，充滿樂觀，不屈不撓，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在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戰士麵前，任何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敵人都是可以戰勝的。聶榮臻元帥說：“求解放的理想和艱苦奮鬥的意誌幫助我們克服了千難萬險。”
第三，顧全大局，嚴守紀律，團結奮鬥的精神。
全黨的團結一致，紅軍的堅強團結，是戰勝敵人，克服困難，鞏固和壯大自己的力量源泉。紅軍指戰員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奮鬥目標，卻使他們走到了一起，這是紅軍團結的思想基礎。紅軍的團結，是在長期的戰鬥生活和集體生活中形成的。上下之間、軍政之間、軍隊和地方之間、軍民之間、這一部分紅軍和那一部分紅軍之間，充滿著平等互助、團結友愛的精神。這個優良傳統，在艱難的長征途中，對戰勝敵人，克服困難，鞏固自己，起了重要的作用。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勝利，團結就會無敵於天下。
長征初期，由於指導思想和指揮上的錯誤，造成了思想的渙散、團結的鬆懈和行動的混亂，使紅軍遭受了重大的挫折。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誌從革命大局出發，以黨的團結統一為重，沒有急於批判和清算“左”傾路線在政治方麵的錯誤，而是集中精力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關係紅軍生死存亡的、最易為全黨同誌包括犯過錯誤的同誌所讚同和接受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從而既結束了“左”傾錯誤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路線和領導地位，又維護了全黨的團結統一。依靠著黨和紅軍珍視團結、反對分裂的光榮傳統，我們黨又克服和糾正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實現了第二次北上。長征中的事實說明，團結要靠正確的方針和方法去解決。隻有這樣，才能真正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和紅軍的堅強團結，使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第四，聯係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曆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群眾是曆史的主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係群眾，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一個政黨的顯著標誌。紅軍在長征那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曆經千辛萬苦，能夠堅持下來，保存了黨和紅軍的骨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當時，在生活和戰鬥中，共產黨員和幹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衝鋒在前，退卻在後，把方便和生的希望留給別人，把困難和死的威脅留給自己。飛奪瀘定橋時，紅一師第一團政委楊成武同誌腿上有傷，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誌們都勸他騎馬走，這正是需要幹部起模範作用的時候，他堅定地說：“同誌們，咱們一塊走吧，看看誰走得快，誰先走到瀘定橋！”正是這種官兵同甘共苦的奮鬥精神，使上下左右互敬互愛，同心同德，形成一個鐵一般的集體。
長征中的每一個共產黨員，心裏都有著一個崇高的奮鬥目標，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紅軍沿途所到之處，都能及時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各項政策，動員他們為了國家、民族的安危，挺身而出。紅軍進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區，堅定地執行了中央規定的民族政策，與沽基人首領結盟修好，並使老伍人中立，對受蔣介石特務支持利用，不斷襲擊我們的羅洪人，則反複說明我們是幫助少數民族求解放的。依仗黨的民族政策，紅軍順利通過了彝族地區。有了人民群眾的支持，紅軍就可以戰勝任何困難。
第五，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機動靈活的精神。
深刻認識和把握客觀實際是我們黨製定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依據。中國革命必須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是否從實際出發，戰略方向是否正確，對紅軍的生死存亡具有根本的意義。紅軍被迫離開原有的根據地，流動轉戰，先西後北，戰略轉移的總方向正確，符合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當時，西南各省地勢險要，交通閉塞，軍閥林立，割地稱雄，這在一定意義上有利於紅軍與敵周旋，保存自己。因此，各支紅軍都向西轉移，絕不是偶然的。但西南地區由於政治、經濟等諸多的限製，也有其局限性，不具備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條件。紅一、四方麵軍川西會合後，黨中央首次確定了北上大西北地區立腳、生存、發展的戰略方針。當時，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在北方掀起了民族革命的高潮；西北遠離蔣介石的軍事政治中心，是其統治的薄弱環節；駐守西北的張學良、楊虎城部，有我黨的工作基礎，抗日反蔣情緒相當激烈；西北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有翻身求解放的迫切要求。這些，為紅軍在北方建立根據地、發展壯大自己、擔負起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重任，提供了有利的基礎。
在毛澤東等人的指揮下，紅軍在轉戰中靈活機動，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戰形式，反對死打硬拚的軍事冒險主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反對消極防禦和消極退卻。在四渡赤水之戰中，毛澤東指揮紅軍以各種佯動調動敵人，打亂敵人的部署，隱匿自己的意圖，矯若遊龍，大踏步地前進，大範圍地迂回，聲東擊西，以飄忽急襲的動作斬關奪隘，敢於作對麵穿插，敢於行動於敵人跟追縱隊的間隙中，然後迅速回頭，把一切尾追之敵遠遠甩在後麵。從實際出發，采取符合中國國情和革命發展規律的戰略戰術，無疑是紅軍以劣勢敵優勢，以弱勝強，勝利完成戰略大轉移任務的關鍵所在。
在長征途中，紅軍一邊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一邊開展政治宣傳工作和統戰工作，利用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勢，利用國內各黨派、各階層要求抗日、要求停止內戰的情緒和呼聲，利用全國人民的同情，用以提高軍隊的士氣，瓦解敵人的鬥誌，求得戰場的主動。特別是在經過彝族地區時與小葉丹等人的結盟，堪稱統戰工作與軍事工作結合的成功典範。
在長征途中，紅軍還積極與共產國際聯係，尋求共產國際的同情，尋求世界進步勢力的支持。長征隊伍中便有一些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國際進步勢力對紅軍長征作了一定的聲援和支持。
在長征過程中，紅軍將國民黨蔣介石嫡係部隊與地方軍閥、雜牌軍相區別，利用敵人的矛盾，減輕對紅軍的軍事壓力，求得戰場的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