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國際環境來講，現在世界範圍內麵臨著經濟和科技兩大挑戰。從東方到西方，普遍感到舊的體製、舊的經濟結構不能適應兩大挑戰的要求，因此，都在紛紛進行改革。今天的國際環境與以往有很大不同，改革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世界各國的改革，客觀上有利於我們的改革。它迫使我們隻有進行改革，才能適應當今世界的發展。否則，就會被開除“球籍”。
生產和經濟聯係的社會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哪個國家想封閉地搞建設或按老一套搞下去，都是行不通的。一些發展較快的國家，正是改革搞得較好的國家。比如日本，明治維新使它進入資本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三大改革，即財政、行政、教育改革，使日本在20多年時間裏從一個經濟幾近崩潰、技術落後的國家一躍而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強國。歐洲也正在進行改革，世界之所以出現普遍的改革浪潮，就是因為它關係著下世紀能不能接受科技革命和經濟發展兩大挑戰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的改革比曆史上的改革更具有外在的壓力。世界各國的改革，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可以使我們少走彎路，這也是我國曆史上的改革所無法比擬的。
第二，改革的領導階級不同。
中國曆史上的改革，領導者是封建皇帝和王公大臣，這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他們對改革有種種限製，一切以不違背其根本利益為準繩，有時連地主階級的微小利益受到損害也不能容忍。對改革的支持是有條件、有保留的，也是多變的。反對改革的保守勢力往往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既得利益者和當權者，即封建權貴、大地主、大商人及其代表，他們相互勾結，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相反，改革派的力量比較軟弱，他們隻能依靠政權的力量推行變法，往往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皇帝一旦去世、自行變卦或在保守勢力的重壓下改變主意，反對派便乘機反撲，變法半途而廢，改革家也隨之遭殃。商鞅變法如此，王安石變法如此，戊戌變法也是如此。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為等人發動的戊戌變法，雖然得到了“不願做亡國之君”的光緒皇帝的支持，但由於以那拉氏為首的後黨的反對，僅推行了130天就失敗了，新法的所有條文，除京師大學堂外，悉被廢除。“帝黨”的力量不足以與“後黨”抗衡，皇帝自身不保，被幽囚於瀛台，更無力保護改革者，以致譚嗣同、楊深秀、劉光第等“六君子”血濺京門，他們也隻能發出“有心殺敵、無力回天”的悲歎。
曆史證明，無論是封建皇帝、農民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都無一例外地受曆史的局限和階級的局限，因而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過去的一些推動曆史前進，改變現狀的努力因為沒有科學的革命理論的指導，沒有先進政黨的領導，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都沒有也不可能找到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出路。因此，領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並取得徹底革命勝利的重任，曆史地落到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肩上。中國共產黨付出了流血犧牲的巨大代價，經曆了無數次失敗的考驗，終於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曆史的必然結論。
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同樣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而現階段就是要集中精力領導全國人民堅持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國目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不但順應曆史的潮流，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響應，得到了國際友人的讚許，更重要的是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黨不但製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正確路線，勾畫了改革的藍圖，製定了關於改革的正確方針政策，而且還大力支持改革者，及時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實際問題和思想認識問題，為改革掃清障礙，鋪平道路。黨的正確領導，是改革必然勝利的根本保證。
第三，改革的群眾基礎不同。
封建社會的改革，大多沒有得到群眾的支持。這是因為，封建社會的改革，不論采取何種形式，有何內容，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這是與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抵觸的。而且改革的具體措施也大多不考慮人民的經濟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如王安石熙寧變法中的一些條文就給人民帶來了不便。如青苗法，農民初以青苗法為便而輕趨之，但不久就深受其累而不願舉債。它成為國家攤派發放高利貸、收取高額利稅的一種形式，遠遠超過了兩稅的剝削量。免役法成了借服役名義、實行對農民征收免役金、加強對下戶及缺乏勞動力戶的剝削的方法。保甲法從經濟上、政治上增加了農民的負擔。貪官奸吏甚於往昔，這是和“與民休養生息”的宗旨背道而馳的。因此，逐步失去了人民的擁護。而現在我國進行的改革，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把人民的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體現了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人民群眾本身就是改革的參加者，改革的每一項措施都經過了群眾的醞釀討論。通過短短幾年的經濟體製的改革，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對改革的未來充滿了信心，因而關心改革、擁護改革、投身改革。這說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是合乎我國國情的，是順民意、得民心的。黨所領導的改革，得到了絕大多數群眾的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