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改革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改革成敗的認識和評價問題。有人認為，在中國，從商鞅變法起，曆史上的改革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特別是每當改革出現困難、改革者受到挫折時，這種認識就更有市場。這就是改革的曆史陰影。它每時每刻伴隨著改革，給人們以消極影響，使改革者心有餘悸。因此，改革要深入下去，就必須消除這一陰影。
擔心改革不會成功，改革者沒有好下場的認識根源，在於混淆了時代、階級等概念。把封建社會的改革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改革相提並論，這是十分錯誤的。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一認識問題，消除其產生的根源，就必須對改革的曆史和現實進行係統科學的比較研究。
第一，改革的時代不同，改革的國內國際環境不同。
一般地說，中國曆史上的許多改革家，他們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環境，第一個特點是封閉型的，第二個特點是戰亂或動蕩因素較多，缺乏內部的激勵和外部的壓力。因為中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封建統治者對內的統治也相對比較穩固，因此，沒有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的痛切感受。這與我們今天改革所處的時代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改革意識和環境等，形成鮮明對照。
縱觀我國封建社會的改革，從國內環境講，階級矛盾的尖銳，是一個長期無法克服的問題。這些改革，大多是在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被迫進行的。如果措施得當，社會矛盾可得到緩和；如果措施失誤，社會矛盾就更趨激化。但是不管怎樣，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即封建統治階級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的，因而改革得不到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往往是改革的措施還未完全實施，就被社會動亂所阻止。改革家也就成了各種社會政治力量鬥爭的替罪羊，遭到非議、攻擊以至殺身之禍。這是曆史的悲劇。
觀念的守舊，是阻礙改革的又一因素。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儒家的文化傳統的積澱和影響，造成了人們安於現狀和固守傳統的心理素質和觀念。從商鞅變法到戊戌變法，保守勢力反對改革的一條主要理由就是“祖宗之法不可變”。在他們看來，封建社會的一切動亂和腐敗現象，主要是沒有遵循“祖宗之法”。隻要維護“祖宗之法”，天下似乎就可太平。他們既不了解“祖宗之法”也是前人在實踐中創造的，也不明白“祖宗之法”為什麼會隨著的曆史的發展而需加以變通。抱殘守缺，因循守舊，是曆史上一切保守勢力的共同點。麵對強大的習慣勢力，麵對舊觀念的一張張網，改革者也幾乎無能為力。有些人隻好收起改革的念頭和主張，也有少數人信念動搖，甚至成了維護舊秩序的讚同者。康有為、梁啟超原是改革的積極倡導者和領袖，“公車上書”，多麼慷慨激昂令人振奮，使人敬佩。但戊戌變法被扼殺後他們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迅即成了保守勢力的先鋒和幹將。這是中國的特定曆史給他們安排的道路。
我們今天的改革，與中國曆史上任何時期的改革都有不同的國際國內環境。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經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得以確立。30多年的實踐，雖然我們有種種失誤，但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就造成了封建社會無法比擬的改革的國內環境。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能夠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及30多年的曆程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認識，找出今後的正確的發展方向，製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就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結果。進行改革不是一項隨意的政策，是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由於我們沒有認識到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而在指導方針上出現了失誤，搞“大躍進”，企圖超越客觀曆史條件。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不重視發展生產力，幻想隻靠不停頓地變革生產關係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這些做法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危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撥亂反正，黨中央明確提出，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要達此目的，舍改革別無他途。這一點，全黨、全國人民在認識上是一致的。黨的政策是支持改革，允許改革中有失誤，但不允許不改革。人民群眾擁護改革，參加改革。改革已成了現代中國的主旋律，是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雖然也有個別人對改革想不通，仍想固守“祖宗之法”，但這種“左”的思想已經沒有大的市場，隻能形成一些小氣候，製造一些小混亂、小麻煩。隻要我們堅定地貫徹黨的路線，正確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就一定能不斷克服對改革的各種幹擾。在當前的中國，改革家身上寄托著人民群眾的希望，人民群眾的心與改革家是息息相通的，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