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樣的理解出發，人類學家們在說明人類起源時又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兩足行走的起源。即使人類學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單一的事件上，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意義也是非常重大的。正如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歐文·洛夫喬伊所說的“從四足行走進化到兩足行走，是你能在進化生物學的解剖上見到的一種極大的改變”。他在1988年的一篇通俗文章中說：“在許多骨骼上、牽引骨骼的肌肉配布和四肢的動作上，都能發現這種重大的改變。”研究一下人和黑猩猩的骨盆便足以證實這種看法：人的骨盆矮而寬、呈盆狀，而黑猩猩的則是窄長的，兩者的四肢和軀幹，也有很大的差別。
兩足行走的形成，不僅是一種重大的生物學上的改變，而且也是一種重大的適應改變。以致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所有兩足行走的猿都是“人”。這並不是說，最早的兩足行走的猿的物種已具有某種程度的技術、智慧或者人類的任何文化素質。我的觀點是兩足行走有著巨大的進化潛能——使上肢解放出來，以致有一天能用來操縱工具——其重要性從我們叫他“人”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到。當然這些人不是像我們一樣的人，可是如果沒有兩足行走的適應，他們不可能變成像我們這樣的人。
是什麼進化因素促使一個非洲的猿采取這種新的行動方式？人類起源的通俗形象常常包括一種似猿的動物離開樹林到空曠的稀樹草原上跨步行走。這無疑是一種戲劇性的形象，但卻是完全不正確的。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研究人員最近分析了東非許多地區的土壤，證明了這種形象是錯誤的。非洲的稀樹草原有動物群作大量遷移，隻是相對較晚的時候才出現的情景，遠在最早人類物種出現之後。
大約在1200萬年前，持續的地質構造力量使這裏的環境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形成叫做大裂穀的從北到南的一條長而彎曲的峽穀。大裂穀的存在產生了兩種生物學效應，一是形成了妨礙動物群東西交往的無法超越的屏障；二是更進一步促進了一種富於鑲嵌性的生態環境的發展。
法國人類學家伊夫·柯盤斯認為這種東西向的屏障對於人和猿的分道揚鑣的進化是關鍵性的。他認為：“由於環境的力量，‘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體本身就分開了。這些共同祖先西部的後裔致力於適應生活在濕潤的樹叢環境。這些就是‘猿類’。相反，這些共同祖先東部的後裔，為了適應它們在開闊的環境中新的生活，開創了一套全新的技能。這些就是‘人類’。”柯盤斯稱這種情景叫“東邊的故事”。
大裂穀有著許多涼爽的、多樹的高原，又有陡峭的斜坡直落900多米到達炎熱、幹旱的低地。生物學家已經懂得，這種提供多種不同種類生存的鑲嵌環境，會促進進化的更新。一個一度廣泛和連續分布的物種的居群，可以被隔離而麵臨新的自然選擇的力量。這就是進化改變的秘密。有時候，如果合適的環境消失了，改變便導致滅絕。很清楚，這就是大多數非洲猿類的命運：現隻有3種——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小黑猩猩。但是當大多數猿的物種由於環境的改變而受難時，其中之一卻幸運地得到了一種新的適應，因而能生存和繁盛，這就是最初的兩足行走的猿。很明顯，兩足行走在改變的環境條件下，被賦予了重要的生存優勢，人類學家的任務就是去發現那些生存優勢。
人類學家傾向於從兩方麵來考慮兩足行走在人類進化中的重要性。一個學派強調上肢的解放能用來攜帶東西；另一個學派則著重兩足行走是能效更高的行動方式的事實，而把攜帶東西的能力看作僅僅是直立姿勢的一種偶然的副產品。
第一種假說是洛夫喬伊提出的，在1981年發表於《科學》上的一篇文章裏，他說兩足行走是一種效率不高的行動方式，因而必然是為著攜帶東西。可是攜帶東西的能力怎樣能使兩足的猿在競爭中勝過其他的猿呢？
進化的成功最終依賴於產生能繼續活下去的後裔，洛夫喬伊說，答案是這種新的能力給予雄性的猿以提高雌性生殖率的機會，因為雄性為雌性采集食物。他指出，猿的生殖很慢，每4年才產一仔。如果女性能獲得更多的能量，即食物，那她們可能成功地生產較多的後代。如果一個雄性能為一個雌性和她的子嗣提供食物，幫助雌性得到更多的能量，則雌性可能產生更多的後代。提供食物方式的這種社會和經濟的聯係反過來促進了腦的擴大。
洛夫喬伊的假說，曾受到相當大的注意和支持，原因是這種假說的立足點在於它是訴諸基本的生物問題而不是文化問題。然而，它也有幾個弱點。一是一夫一妻製在原始的人群中不是普遍的社會製度（在這種社會裏隻有20％是一夫一妻製），這種假說因而被批評為似乎接近西方社會的特性，而不是接近於一個狩獵——采集者的社會；二是已知的早期人類物種的雄性的身體尺寸幾乎兩倍於雌性。在已經研究過的所有靈長類物種中，叫做性二型的這種雌雄身體尺寸的巨大差別都與多配製相關聯，雄性互相競爭以接近雌性，性二型不見於單配製的物種，就我來說，單憑這一事實就足以排除對一個有希望的理論的探索。必須為小的犬齒尋找單配製以外的另一種解釋。一種可能性是咀嚼食物的機製要求一個磨研的而不是切割的運動，大的犬齒會阻礙這種運動。現在對洛夫喬伊假說的支持比10年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