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中小心地避免把進化的含義引伸到人類。在該書以後的版本中，他含蓄地加了一句，“人類的起源和曆史，也將由此得到許多啟示”。隨後在1871年出版的另一本書《人類的由來》中，他對這句話作了詳細的闡述。在論述當時還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時，他有效地建立了人類學理論結構中的兩個支柱：首先必須是人類在哪裏最早出現，其次是有關人類進化的方式。達爾文的人類進化方式的論點，長期統治著人類學這門學科，直到最近幾年才證明是錯誤的。
達爾文說，人類誕生地是非洲，他的理由很簡單：
“在世界上每一個大的區域裏，現存的哺乳動物都與在同一區域產生出來的物種關係密切。非洲現在生存有大猩猩和黑猩猩兩種猿。因此，非洲過去可能生存有與它們密切相關的絕滅的猿類；而現存的兩種非洲猿是人類最近的親屬，因而我們早期的祖先更可能是生活在非洲，而不是其他地方”。
人類學家們極不喜歡達爾文的意見，隻是因為人們以殖民主義的蔑視眼光來看待熱帶非洲：黑暗大陸，怎能是如此高貴的智人起源的地方。在世紀交替之際，在歐洲和亞洲發現了很多的人類化石，人類起源非洲的觀點因而受到更大的蔑視。但近年來在非洲大陸也發現了大量的早期人類化石，現在如果再有人類學家帶有蔑視非洲的強烈情緒，那就顯得有點兒離奇了。這一事件提醒我們，科學家們常常不僅被理智也同樣被感情所引導。
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一書中提出的另一重要結論是人類的重要特征是：兩足行走，技能和擴大的腦是協調地產生的。他寫道：“如果人的手和臂解放出來，腳更穩固地站立，這對人類是有利的話，那麼有理由相信，人類的祖先愈來愈多地兩足直立行走對他們更加有利。如果手和臂隻是習慣地用來支持整個體重或者特別適合於攀樹，那麼手和臂就不能變得足夠完善以製造武器或有目的地投擲石塊和矛。”
達爾文論證，這些使用武器、兩足行走的動物擴大了緊密的社會交往，這就要求有更高的才智。我們祖先愈聰明，他們的技術和社會就愈複雜，這反過來又要求有更高的智慧，如此等等。每一性狀的進化都反饋至其他的性狀。這種互相聯係的進化理論為人類起源提供了一幅很清晰的圖景，從而成為人類學這門科學發展的核心。
根據這幅圖景，人類物種起源時不隻是一種兩足行走的猿，他已經具有了智人的若幹性狀。這種思想有著非常強的說服力，以致人類學家們能夠在很長時期內圍繞它形成有說服力的假說。但是這幅圖景並不科學，如果從猿到人的進化分化既是突發的，又是古遠的，那麼，在我們與自然界之間就存在著很大的一段距離。
這種理論在達爾文在世時的科學家中是很普遍的，它一直延展到20世紀中葉。例如，19世紀英國的博物學家，曾與達爾文各自獨立地創建了自然選擇學說的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便回避了將這種理論用於我們最珍視的人性的許多方麵。他認為人太聰明了，太精明了，太老練了，以致不可能隻是自然選擇的產物。他的理由是原始的狩獵——采集者對這些品質沒有生物學上的需求，所以不可能起源於自然選擇，他覺得使人變得如此之特殊，必然有超自然的幹預。
蘇格蘭的古生物學家羅伯特·布魯姆，30年代和40年代在南非開創性的工作，有助於非洲是人類搖籃觀點的確立。他也對人類的特殊性表示了鮮明的觀點，他相信智人是進化的最終產物，自然界的其他一切都是為了他的安逸而被塑造的。他和華萊士一樣，尋求我們物種起源的超自然力量。
科學家們，像華萊士和布魯姆，在兩種相反的力量中掙紮著，一方麵是理智，另一方麵是情感。他們接受智人是自然界通過進化過程而最終產生的事實，可是他們又相信人類的基本靈性精神或超自然的本質，從而引導他們去構建維持人類特殊性的對進化的解釋。1871年達爾文提出的描述人類起源中人類各特征協同產生的“一攬”論點，為他們的解釋提供了合理性。雖然達爾文並沒有援引超自然的幹預，但他的進化圖景使人類在剛剛開始時便明顯地不同於一般的猿類。
達爾文論點的影響力一直保持至10多年前，是引起關於人類最初在何時出現的一次大辯論的重要緣由。這次大辯論既體現了達爾文的聯係進化假說的魅力，也標誌著它對人類學思想統治的終結。
1961年，當時在耶魯大學的埃爾溫·西蒙斯發表了一篇標誌性的科學論文，他宣布一種稱為臘瑪古猿的小的似猿動物是已知最早的人科成員物種。那時已知的臘瑪古猿的化石遺骸隻是一塊上頜骨的部分破片，是1932年耶魯大學的一位青年研究人員愛德華·劉易斯在印度發現的。西蒙斯發現它的頰齒（前臼齒和臼齒）有些像人的頰齒，牙齒的咬合麵平整，不像猿那樣尖銳。他又發現它的犬齒比猿的較短而且鈍。西蒙斯還宣稱重建這個不完全的上頜骨得出的形狀像人的上頜骨，就是齒弓向後稍稍張開，而不是現存猿類的“U”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