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臘瑪古猿事件在兩方麵改變了人類學，一是用實例顯示，根據共同的解剖性狀來推斷共同的進化關係是極其危險的；二是暴露了盲目信奉達爾文“一攬子”論點是愚蠢的。西蒙斯和皮爾比姆根據犬齒的形狀，推想出臘瑪古猿的整個生活方式，即有一個人類性狀存在，其他一切性狀就都假定其存在。由於臘瑪古猿的人科地位被否定了，人類學家們開始對達爾文的“一攬子”論點產生了動搖。
科學的囈語：幾種人科物種起源的假說
在追蹤人類學革命過程之前，我們簡要地來看看過去一些年裏曾經提出的用來解釋最早的人科物種是怎樣起源的幾種假說。
在20世紀的最初幾十年內是愛德華時代樂觀主義的全盤期，大腦和高級的思想被認為最終使我們成為現在的人。於是在人類學界，這種流行的社會世界觀表現為：人類進化最初的推動力不是兩足行走而是擴大的大腦。20世紀40年代，世界處於技術魅力的束縛之下，於是“人，工具製造者”的假說流行起來。英國倫敦自然博物館的肯尼恩·奧克利創建了這個假說，他提出製造和使用石器而不是武器，才是我們進化的動力。當世界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之下時，又強調從猿到人的較為陰暗的分化——用暴力來對付自己的同伴。澳大利亞的解剖學家雷蒙德·達特最初提出了“人，凶殺者的猿”的概念，並在當時得到了廣泛的擁護。
稍後，在20世紀60年代，人類學家們把狩獵——采集者的生活方式視為人類起源的關鍵。幾個研究小組研究了幾個原始的人群，特別是在非洲，其中最著名的是桑人（曾錯誤地被叫做布西曼人）。由此，出現了一種與自然界協調的人的形象，既尊重自然界又用複雜的方式來利用它。這種對人性的想象力，非常符合於當時流行的環境主義。1966年一個名為“人，狩獵者”的重要人類學會議在芝加哥大學舉行，與會者中壓倒一切的高調，就是狩獵造就了人。
雖然這些假說所宣稱的人類進化的主要動力有所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都認為達爾文所指出的一套被重視的人類特征在人類剛開始出現時就已確立了，就是仍然認為最早的人科成員有某種程度的兩足直立行走，有技術和增大的大腦，因而人科成員一開始就是文化動物——從而有別於自然界其他的一切。近些年來，人類學家已經認識到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曾於70年代提出人類的各種特征不是同時起源的，而是漸次出現的，從猿到人有一個過渡時期，過渡時期開始的標誌是兩足直立行走，完成的標誌是開始製造工具，社會隨之形成，意識和語言萌發於製造工具之前。這個時期的生物或“前人”在分類學上屬於人科，是人的進化係統最初的階段。
事實上從考古記錄便可看出達爾文假說沒有適當和具體的證據。如果達爾文的“一攬子”論點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可以期望從考古記錄和化石記錄上看到兩足行走、技術和增大的大腦同時出現。可是我們沒有見到這種情況。因此，就史前記錄的一個方麵，就足以表明這種假說是錯誤的：即沒有發現石器的記錄。
石器不像骨骼，骨骼難以被石化，而石器實際上是不會被破壞的。因而史前記錄的極大部分都是石器，它們是從最簡單的技術開始向複雜的技術發展的證據。
這種工具最早的例子——由卵石打擊幾片石片而製成的粗糙的石片、刮削器和砍砸器——出現在距今大約250萬年前的記錄上。如果分子證據是正確的話，最早的人類物種出現在大約700萬年前，則我們的祖先能兩足行走到他們開始製造石器工具之時，幾乎有500萬年的間隔。不管是什麼進化動力造成了兩足行走的猿，這與製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拉不上什麼關係。可是，許多人類學家相信，250萬年前石器的出現與大腦的開始擴大是一致的。
腦的擴大和製造石器與人類起源時間不同的現實，促使人類學家從另一方麵重新考慮人類起源的問題，結果是最新的假說出自生物學方麵而不是文化方麵。這是人類學的一種健康的發展，不隻是因為我們形成的想法可以通過與已知的動物的生態和行為相比較而得到驗證。我們這樣做，並不一定要否定智人具有許多特殊的品質。相反，我們是從嚴格的生物學的關係中來尋求那些特性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