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從劍橋大學來的一位英國人類學家戴維·皮爾比姆到耶魯大學參加西蒙斯的工作，他倆共同描述了這些假定是似人的臘瑪古猿頜骨的解剖性狀，然而他們還作了比解剖學更進一步的推論，僅僅憑借頜骨破片便提出臘瑪古猿是兩足直立行走、進行狩獵和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環境裏的。他們的推理與達爾文的相似：根據假定的一種人科性狀（齒形）的存在，便意味著其他所有人類特征的存在。因此，最早的人科物種被看作是一種有文化的動物，也就是認為他是現代人的一種原始的變體，而不是一種沒有文化的猿。
發現最早的臘瑪古猿的沉積物是古老的，一如隨後在亞洲和非洲發現的這個屬的古猿的沉積物。因而西蒙斯和皮爾比姆得出結論，最初的人出現於距今至少1500萬年前，可能是3000萬年前，這種觀點被極大多數人類學家所接受。而且，這種人類起源時間如此古遠的信念，使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距離能讓人樂意接受，這是受到許多人的歡迎的。
60年代後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兩位生物化學家阿倫·威爾遜和文森特·薩裏奇不是研究化石，而是通過比較現在的人和非洲猿類的某種血液蛋白的結構，得出了有關最初的人何時起源的完全不同的結論。他們的工作是確定人和猿的蛋白質結構上差別的程度。由於突變的結果，這種差別應隨時間而增加，由此可以計算其速率。人和猿的物種分離的時間愈久，則突變積累的次數愈多。威爾遜和薩裏奇計算了突變的速率，因而他們能用他們血液蛋白資料作為一種分子鍾。
根據這種分子鍾，最早的人類物種的出現，距今大約500萬年前。這一發現，與流行的人類學理論，即最早的人類物種出現在1500萬～3000萬年前有著極大的差別。威爾遜和薩裏奇的資料還表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血液蛋白互相的差別程度是相等的，換言之，500萬年前的某種進化事件使一個共同祖先同時分開向3個不同的方向發展，這種發展不僅使一個共同的祖先進化到現代人，也進化到現代的黑猩猩和現代的大猩猩。這種觀點是和大多數人類學家的觀點不同。按照傳統的認識，黑猩猩與大猩猩的關係最為密切，而與人的距離較大。如果分子資料的解釋是正確的話，那麼人類學家們就得承認人與猿之間的生物學關係遠比大多數人相信的要密切得多。
一場全麵的爭論爆發了，人類學家和生物化學家用最激烈的言辭互相批評對方專業方麵的技術問題。威爾遜和薩裏奇的結論受到批評，除了其他幾點外，許多人認為他們的生物鍾是離奇的，因而不能依此而得出過去進化事件的正確年代。威爾遜和薩裏奇則指出，人類學家過分重視根據小的破碎的解剖性狀而作出的解釋，從而導致靠不住的結論。
激烈的爭論持續了10多年，其間分子的證據愈來愈多，除威爾遜和薩裏奇外，還有其他的獨立研究者，這些新資料中的大部分支持威爾遜和薩裏奇原先的論點。這些證據的分量開始使人類學家的觀點發生轉變，但轉變得很緩慢。最後在80年代初期，皮爾比姆和他的小組在巴基斯坦，英國倫敦自然博物館的彼得·安德魯斯和他的同事在土耳其發現了類似臘瑪古猿化石但完整得多的標本。這個問題終於迎刃而解。
原先的臘瑪古猿化石在某些方麵確實是像人的，但這個物種不是人。根據非常零碎的化石證據來推斷其與人進化上的聯係的工作遠比許多人想象的要困難得多，其中存在著很容易使人墜入的陷阱，西蒙斯和皮爾比姆被誘墜入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解剖上的相似，並不一定隱含著進化上的相關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發現的那些更為完整的標本顯示那種假定的似人的性狀是表麵的。臘瑪古猿的頜骨呈V字形，不是弧形；這種性狀以及其他性狀表示它是一種原始的猿（現代猿的頜骨呈“U”字形），臘瑪古猿生存在樹叢中，像它以後的親屬猩猩那樣，而不是兩足的猿，更不是原始的狩獵——采集者。甚至最頑固地相信臘瑪古猿是人的人類學家們也被新的證據所說服，承認他們是錯誤的，而威爾遜和薩裏奇是正確的。兩足行走的猿中的最早的物種即人的係統（人科）的創始者，是起源於相對較近的，而不是遠古的時期。
雖然威爾遜和薩裏奇在最初的著作中提出這個事件發生在500萬年前，現今的分子證據較為一致地把它推前至距今700萬年，但這並不表明原先提出的人與非洲猿類的生物學上的密切關係有所改變，要改變的話，是其關係比原先設想得更為密切。雖然有些遺傳學家相信分子資料仍然表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是相等的3分關係，但另一些人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人與黑猩猩最為密切，而大猩猩則與他們有較大的進化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