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東英壽所作的虛詞研究來看,歐陽修的感慨還不止於“嗚呼”。在《新五代史》評論中表示詠歎的“哉”,疑念的“歟”,認定的“焉”、“爾”、“耳”,認定與疑問及反語的“也”,斷定的“矣”,疑問與反語及感歎的“乎”等都要比列傳部分的使用頻率高得多,成為歐陽修表達其主觀情感的重要手段(而列傳部分虛詞的使用相對要少,則與歐陽修考慮到客觀傳達事實的史書文體性質而有意避免使用含有自己感情的語言之自我規製有關。東英壽:《從虛詞的使用來看歐陽修〈五代史記〉的文體特色》,《歐陽修研究》,第233頁。)。更值得注意的是,類似這樣的詠歎還不限於《新五代史》。歐陽修與宋祁合撰的《新唐書》其實也有類似的特色,但因為歐陽修所負責的是本紀、誌與表的撰寫(據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記載,歐氏入《唐書》局,召呂夏卿、劉羲叟、梅堯臣等同修,嘉祐六年終於完成。《唐書》修撰,歐氏居首功。全書成於眾手,《列傳》一百五十卷出自宋祁,《本紀》十卷成於歐陽修,素無疑義。至於《誌》、《表》,歐陽發《先公事跡》稱歐氏曾與刊撰,吳充《行狀》亦雲:“嚐被詔撰《唐書·紀》十卷、《誌》五十卷、《表》十五卷。”然歐於書成轉官辭表中,卻未言及撰表十五卷。趙彥衛《雲麓漫抄》謂:“本朝修《唐書》,曾魯公提舉歐陽公分修《帝紀》,宋祁公修《列傳》,而《誌》、《表》乃範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分修。”又《春明退朝錄》雲:“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據此,《誌》、《表》當由眾人分撰,經歐氏筆削定稿。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第44—45頁;歐陽發:《先公事跡》,見《歐集》附錄卷五,第1286下頁;吳充:《行狀》,《歐集》附錄卷一,第1255上頁;趙彥衛:《雲麓漫抄》卷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43頁。),且其論讚部分不是以“嗚呼”開始,而是代之以“讚曰”這樣傳統的,且相對冷靜的詞語為發語詞,因此有關其評論部分也寄寓了作者情感這一問題就基本沒有被談論(東英壽:《試論歐陽修史書的文體特色》,《紀念歐陽修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66頁。)。但其《新唐書·本紀》的十處評論中,即有五次使用了“嗚呼”,比例不能說不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紀》論讚中的最後一個“嗚呼”:“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誠如歐陽修對《昭宗哀帝本紀》的“讚曰”所言:“自古亡國,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指的即是穆宗至宣宗以後的唐朝,基本上已經“有不能為者矣”(《新唐書》卷十,第305頁。)。如此,歐陽修對《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本紀》的最後一個“嗚呼”,遂成為唐之衰亡的定論以及《唐書本紀》最後的結論。
這樣看來,雖然就內容意義、書寫體例甚或文字筆力來說,《新唐書》仍無可避免地受到官修史書的限製影響,無法如《新五代史》般由個人獨立掌握、暢所欲言,因此二者存有某種本質的區別。但就虛詞使用的文體特色而言,《新唐書·本紀》其實也直接明快地表現了歐陽修的情感,其文體建構以及使用虛詞的頻率與《五代史記》的評論亦有極為相似的共同傾向(東英壽:《試論歐陽修史書的文體特色》,《紀念歐陽修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67頁。)。所以《先公事跡》謂:“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歐陽修明明知道他與宋祁的書寫不同,朝廷也知道他們之間的不同,但歐陽修“一無所易”——《新唐書》因此保留了兩種不同的書寫體、兩種風格。而前人以為這或是歐陽修堅持“《紀》、《誌》、《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歐集》附錄卷五,第1286下頁。)的真正原因(論者或以《新唐書》由歐陽修、宋祁兩人署名,別有文責自負之意。比如陳振孫謂:“本紀用《春秋》例,削去詔令,雖太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識者病之。……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羅點《聞見錄》記載:“歐公既作《唐書》紀,見諸傳不能盡善,乃令宋景文公各自出所著姓名。”黃震《黃氏日鈔》雲:“宋公文澀語苦,歐公不欲分受後世之譏耳。宋公感之,益自知其文之不合於歐公也。”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亦謂:“歐公與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體不同,猶冰炭也。……於是紀、誌書公,而列傳書子京。……以予觀之,歐公正不肯承當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第103頁;羅點:《聞見錄》卷九,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說郛一百卷》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b頁;黃震:《黃氏日鈔·讀文集三》“附錄”條,見王水照編:《曆代文話》第1冊,第701頁;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二十二,《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1頁。)。
無論如何,歐陽修在用字、文體上雖或與宋祁有所不同,但在《新唐書》的撰述上,歐陽修應該還是居主導地位的。因此《新唐書》紀、傳雖然有不同,《新唐書》某些方麵上卻又體現了與《新五代史》的相通。《四庫全書總目》評《新唐書》與《新五代史》所言:“歐、宋之作《新書》,意主文章,而疏於考證。牴牾踳駁,本自不少”,“《新五代史記》……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六《新唐書糾謬》、《新五代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11頁。),就舉出了二史的共通之處。歐陽發也曾提到歐陽修的治史:“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餘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誌也”(《歐集》附錄卷五,第1286上頁。)。歐陽修在《新唐書》的撰寫部分正是《本紀》,在表層似乎隻是史實的客觀敘述中,應也蘊含著歐陽修“以治法而正亂”的用心。趙冀《廿二史劄記》就曾讚美《新唐書》曰:“歐文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趙冀:《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歐史書法謹嚴》,第285頁。)換言之,歐陽修的書寫不管是在官書還是私書上似乎都堅持了他個人的書寫心誌與表達風格,而私書的表現尤其明顯:他在正文冷靜客觀地敘錄,試圖還原曆史,再以“嗚呼”、“哀哉”的感歎,以特定的時空間隔和曆史情感去觀照、評論、感慨。一方麵是“簡而有法”的史筆;另一方麵則是“六一風神”的審美特質。
陳寅恪曾經大力推舉宋代史學:“中國史學莫盛於宋”,“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陳寅恪:《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0頁,第238頁。),“宋賢史學,今古罕匹”(陳寅恪:《六兵製》,《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4年,第134頁。)。而這都是創造主體思想自由的產物:“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陳寅恪:《論再生緣》,《寒柳堂集》,第65頁。)文學、史學、經學之盛成為一代思想自由的確切表征(詳參王水照:《陳寅恪先生的宋代觀》,《王水照自選集》,第264—265頁。)。由是觀之,則難怪陳氏對歐陽修以私人身份“自由”、“獨立”撰寫的《新五代史》要大為讚賞了。
艾朗諾說過,歐陽修既是一個曆史學家,也是一個詩人(艾朗諾:《對古“跡”的再思考》,見朱剛、劉寧編:《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第84頁。)。引申而言,則歐陽修在書寫曆史的時候,其實帶著一種“詩心”,因此他在進行客觀、理性的曆史敘述時,自然也不能不同時主觀而感性地體會到紛亂無常的時代變遷對於個體生命的限製與壓迫,“嗚呼”既是一種參與、評論曆史的方式,也是一種民間個體對曆史話語權獨立自主的掌握。這是歐陽修“嗚呼”之所由來,也是歐陽修曆史書寫的可貴之處。
第二節戲笑不急:《歸田錄》的閑筆
在似乎對立而又共通的官修與私撰之外,歐陽修還有第三種曆史書寫,這就是《歸田錄》。
《歸田錄序》謂:“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歐集》卷一百二十六,第976下頁。)與後來葉夢得所謂“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遊戲”(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第33頁。)者並無不同。郭紹虞認為《歸田錄》似乎與《六一詩話》相類:“是書(《六一詩話》)以《雜書》為其前身,故撰述宗旨初非嚴正,《宋四庫闕書目》列入小說一類,蓋非無因。……日人近藤元粹複據歐公《試筆》《歸田錄》二書輯其論詩之語以為是書《附錄》刊入《螢雪軒叢書》中,亦可知詩話與筆記之本難犁別矣。”(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頁。)對此現象,李偉國甚至曾經作出“《六一詩話》與《歸田錄》本為一書亦未可知”(李偉國點校:《歸田錄》附錄二《歸田錄佚文初探》,見《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6頁。)的推斷。
但朱弁《曲洧舊聞》卻記載了傳世的《歸田錄》其實不是“原本”的傳言: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州,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嚐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朱弁:《曲洧舊聞》卷九,第72頁。) 王明清《揮麈後錄》所載大致相同:“徐敦立語明清雲:《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肯輕出之。……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州,以其間所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嚐出之也。”(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一,《宋代史料筆記叢刊》,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第68—69頁。)周《清波雜誌》所記與王明清說同,唯末雲:“元本亦嚐出。”(見李偉國點校:《歸田錄》附錄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56頁。)而劉永翔點校《清波雜誌》則作:“元本未嚐出。《廬陵集》所載上下才二卷,乃進本也。”(周煇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卷八,《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50—351頁。)陳振孫謂:“《歸田錄》二卷,歐陽修撰。或言公為此錄,未傳而序先出,裕陵索之,其中本載時事及所經曆見聞,不敢以進,旋為此本,而初本竟不複出,未知信否?”(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第340頁。)《四庫全書總目》謂:“大抵初稿為一本,宣進者又一本,實有此事;其旋為之說,與刪除之說,則傳聞異詞耳。”(見李偉國點校:《歸田錄》附錄一《四庫全書總目》,第56頁。)
另外,近人夏敬觀校宋人筆記,曾自朱熹《名臣言行錄》中輯出兩條佚文,並據以推測歐陽修初稿後行世:“周所雲‘元本亦嚐出’者其言為有據。”“《宋史藝文誌》入史部傳記類,作八卷。”(李偉國點校:《歸田錄》附錄一《夏敬觀跋》,第57—58頁;亦參陳尚君:《歐陽修著述考》,《陳尚君自選集》,第379頁。)李偉國校本《歸田錄》,複從《皇朝事實類苑》、《詩話總龜》、《事文類聚》、《錦繡萬花穀》、《職官分紀》、《續湘山野錄》、《合璧事類備要》、《密齋筆記》等書中輯出大量佚文,錄出四十條,作《歸田錄佚文初探》一文,重新提出《歸田錄》原本問題(佚文見李偉國點校:《歸田錄》,第40—55頁;《歸田錄》附錄二《歸田錄佚文初探》,第59—66頁。)。陳尚君認為夏、李二者的探討似有疑點,並提出了糾正。他認為《宋誌》錯漏最多,其錄為八卷的原因雖難以確解,但斷為初本,顯屬臆斷。而夏、李二者所輯出的佚文亦多有疑點,不過尚有“少數佚文原書明確注出《歸田錄》,又不見他書,尚待進一步研究者”(陳尚君:《歐陽修著述考》,《陳尚君自選集》,第379—380頁。)。
如此,就現有文獻證據而言,的確無法斷定《歸田錄》是否有“原本”。而也是在這樣的局限下,歐陽修的《歸田錄》因此有了兩種解說的可能。但本書的關注點是:朱弁的傳言到底因何而起?他的根據是什麼?
重新檢視朱弁的《曲洧舊聞》,則其大致的思考脈絡如下。首先,他認為:“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四曰,臣僚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廢。”(朱弁:《曲洧舊聞》卷九,第71頁;王明清《揮麈後錄》亦有相同記載,見卷一,第68頁。)他隨後又說:“《新唐書》載事倍於舊,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夫縱私有所記,多不肯輕出之。”(朱弁:《曲洧舊聞》卷九,第71—72頁。)然後即以歐陽修《歸田錄》原本與進本事為例。由此可見朱弁的“根據”:他之所以會提到歐陽修的《歸田錄》,歐陽修的身份與職責對於“私有所記”的便利應該是一個主要的因素。那麼,歐陽修是否有這樣的“私記”呢?撇開《歸田錄》不說,歐陽修的確曾經撰有一些與當時時事有密切關係的著作。
《遂初堂書目》“本朝雜史”類錄有《歐公日記》與《歐公奏事》,前者雖已佚,但《遂初堂書目》中還錄有《王文公日錄》、《溫公紀聞》、《溫公日錄》、《趙康靖日錄》等,皆著錄於一類(尤袤:《遂初堂書目》,《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頁。),可見歐陽修的《歐公日記》與這些書當為“同類之作”(陳尚君:《歐陽修著述考》,《陳尚君自選集》,第374頁。),即被日本學者稱之為“政治日記”(平田茂樹撰,朱剛譯:《從〈歐陽修私記〉考察宋代的政治結構》,見朱剛、劉寧編:《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第30頁。)者。另外還可以確認的是,時政記的執筆者經常會同時留下私人性的政治日記,作為備忘錄記下來;而宋代發展的“對”之體製(即官僚與皇帝直接麵對麵申訴意見的製度),使“對”的內容除了當事者外無人知曉,因此史官一般就會要求當事者提供史料(平田茂樹:《從〈歐陽修私記〉考察宋代的政治結構》,見朱剛、劉寧編:《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第30頁,第33頁。)。晁公武《郡齋讀書誌》“雜史類”謂:“《三朝政錄》二十卷。右皇朝富弼上言,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編成一書,即命王洙、餘靖、孫甫、歐陽修編修,分別事類成九十六門。”“《嘉祐時政記》一卷。右吳奎、趙概、歐陽修記立英宗事,並賈易論韓琦定策疏。”(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誌》卷二上,第22a頁,第22b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謂:“《趙康靖日記》一卷。參政睢陽趙概叔平所記治平乙巳、丙午間在政府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七,第211頁。)此書或即《遂初堂書目》所說的“本朝雜史”《趙康靖日錄》。凡此皆可見時政記執筆與私人日記間的關聯性。而歐陽修也因此留下了幾本與當代時事有關的佚書,除了上言《歐公日記》外,還有《三朝聖政錄》、《仁宗起居注》、《慶曆編勅》十二卷以及《嘉祐時政記》一卷(陳尚君:《歐陽修著述考》,《陳尚君自選集》,第372—373頁。)。
而這或是朱弁傳言生發的主因。但如果是這樣,則朱弁傳言真正可注意的地方其實還不是《歸田錄》是否有原本的問題,而是這個傳言引發的思考,即歐陽修對北宋當代史的可能關注。與此有關的,還有歐陽修中晚年以後的畏避藏縮心態。
王夫之譏諷近人“輕薄圓頭惡習”時曾作如是批評:“宋人騎兩頭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多作影子語,巧相彈射,然以此受禍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則雖無所誹誚,亦可加以羅織。”(王夫之:《薑齋詩話箋注》卷二《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27頁。)後麵雖舉蘇軾烏台詩案為例,但歐陽修的“孤甥案”、“長媳案”又何嚐不是如此“示人以可疑之端”,導致“加以羅織”之罪?而歐陽修“欲博忠直”、“又畏禍及”的情況也相當明顯——以較早完成的《新五代史》而言,修成後也因為書中有許多借史以發端、譏切時事的議論,因此一直隻在少數好友間傳閱,秘不示人,直到身後才奉旨進呈。雖則如此,《新五代史》還是在表彰忠節時獨“漏”了韓通,論者以為這是出於他“全身避禍”的考慮,因為韓通畢竟是因為反對宋太祖趙匡胤稱帝而死,且太祖對他始終既敬且畏(參黃進德:《歐陽修評傳》,第374頁。),二人關係有些微妙,因此歐陽修才會有意闕漏之。對講述前朝曆史的《新五代史》尚且如此謹慎畏避,何況談論當代時事?從這個角度稍作揣測,則歐陽修盡管可能曾經嚐試“私記”北宋時事,但基於種種因素,他的著作可能沒有完成,或者完成了也沒有保存,後人因此隻能在前人所記書目中看到這些佚書的名字,包括《歐公日記》、《三朝聖政錄》、《仁宗起居注》、《慶曆編勅》十二卷以及《嘉祐時政記》一卷。
換言之,不管歐陽修具體“私記”的情況如何,今人所能見的也隻有“戲笑不急”的《歸田錄》了。而從《歸田錄》入手,或可對歐陽修晚年的心理情境有一個比較深入的理解。
首先,就體裁來說,《歸田錄》與《詩話》、《試筆》和《筆說》等基本相近,然而,正如宋人的《詩話》內容往往有其兩屬性(宋人的詩話著錄在《宋史·藝文誌》中或有入集部文史類者,或有入子部小說類者,原因就在詩話內容性質的兩屬。見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第331頁。),筆記也往往如此。就歐陽修的撰述而言,這種情況更是突出。以《詩話》為例,盡管歐陽修明說《詩話》的編著是要“資閑談”,但他與稍後的司馬光對“實事”記述(歐陽修記士大夫之詩曰:“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司馬光亦記朝士詩謂:“亦朝中之實事也。”見《歐集》卷一百二十八《六一詩話》,第997下頁;司馬光:《溫公續詩話》,何文煥輯:《曆代詩話》上冊,第274頁。)的強調,他對“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歐集》卷一百二十八,第1000上頁。)的關注,卻儼然與一般唐人記載詩人逸事時小說家的獵奇方式判然有別,而成了後人體例有據、嚴謹著述之濫觴。記錄詩壇軼事的《詩話》固然帶有以詩為“史”的嚐試(論者以為,以“詩”為“史”的觀念與視野可能最早來自晚唐孟棨“詩史”的影響,《本事詩》謂:“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但如淺見洋二所言,唐代並未出現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這種觀念成為共識其實是宋代的事。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丁福保輯:《曆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5頁;淺見洋二:《論“詩史”說——“詩史”說與宋代詩人年譜、編年詩文集編纂之關係》,《唐代文學研究》第9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74頁。後來淺見洋二對此說法修正為:唐代“詩史”的說法屬孤例,“詩史”說的興盛其實是在宋代。見淺見洋二:《文學的曆史學——論宋代的詩人年譜、編年詩文集及“詩史”說》,淺見洋二著,金程宇、岡田千穗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第285頁。而筆者認為,歐陽修《詩話》的編纂與這種對詩人背景資料(所謂“本事”者),以及詩人軼事背後所反映的時代狀況的掌握、記錄、討論、流傳,和宋代以詩為史的觀念其實是有關係的。),記錄朝廷軼事的《歸田錄》也有這樣的兩屬。實際上,東英壽也曾從《詩話》與《歸田錄》二書虛詞的運用以及改修作業皆在同一時期而提出“母體皆為相似的可能性甚高”之結論(東英壽:《歐陽修〈六一詩話〉文體的特色》,沈鬆勤編:《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70—374頁。)。但就東英壽所列表中的虛字所見,《五代史記·列傳》與《歸田錄》在“也”、“然”、“蓋”的使用頻繁度上,固有極大差異,但在“矣”、“而”、“於”的使用上,二書其實又頗為相近而與《詩話》不相類(東英壽:《歐陽修〈六一詩話〉文體的特色》,沈鬆勤編:《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373頁。)。如此,《歸田錄》的“兩屬”情況不但反映在體裁上,即或是在虛詞運用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