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受錢惟演的影響，歐陽修早年就曾用心於史學（《邵氏聞見錄》記載，錢惟演曾謂希深（謝絳）曰：“君輩台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第81—82頁。），著有《新唐書》與《新五代史》，尤以後者為著。但前者是官修史書，後者則是私修史書。趙與旹《賓退錄》雲：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也。末帝而下，訖於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子經作《緯文瑣語》亦雲：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修，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趙與旹：《賓退錄》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6頁。）。 所謂“不盡出公意”者，其實正說明了歐陽修的無奈之處：盡管他或曾試圖保持表達風格與史學理念的一致性（就表達風格而言，歐陽修的“努力”主要是從虛詞角度入手，使《新五代史》、《新唐書》二史得以在表述上更趨一致性，詳見下節。至於史學理念，則可從兩方麵來探討，首先是其天命觀，其次則是其善惡褒貶觀。比如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為貫徹其“書人而不書天”，非天命、重人事的史學觀，因此用《司天考》來取代《漢書》以還常設的《五行誌》；但在修撰《新唐書》時則不能按此辦理，隻能在《新唐書·五行誌序》裏昭示後世之讀者謂：“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故考次武德以來，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雲。”體例不同，但內在思路則一。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九《司天考第二》，北京：（轉下頁）），但在整體的
義例上，他卻始終無法回避《新唐書》是一部官修史書的事實，而且這部史書還不是一部個人專著，而是集體的修撰成果。如此，“不同”自然是無法避免的。但從另一角度來說，這樣的“不同”、“不盡出公意”卻也正好反映了《新五代史》在書寫上與正規官修史書的分別。換言之，借著《新五代史》的修撰，歐陽修表述了另一種書寫曆史的方式。
第一節嗚呼哀哉：《新五代史》的私撰
劉子健評《新五代史》，說歐陽修此書“應用《春秋》遺旨，嚴加褒貶”，同時為了“提倡氣節”，還“添了死節死事的類別”。然而有趣的是，後人讀此史，卻“多半是學歐陽的議論文章”①。如錢謙益曾謂：“仆初學為古文，好歐陽公《五代史記》。”②而包弼德以為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表明他所理解的聖人之道，涉及社會、政治問題③。這似乎讓人覺得歐陽修的史書與純粹的“史”似乎有一段距離——它或者被看做與當代課題有關的政論，或者成為古文的典範。
① （接上頁）中華書局，1974年，第705頁；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十四《五行誌序》，第873頁。再者，就善惡褒貶觀而言，歐陽修在《新唐書》中雖無法自由發揮、表述善善惡惡之義，但為了突現其“忠奸順逆”的意向，還是在《新唐書》中增加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類傳，而把《舊唐書》中原列第五的《忠義傳》移置為諸類傳之首；還有則是把《舊唐書》中原本合為一傳的同一時期地位或家族的人，因其忠奸善惡而重新作了變易更革，以免混淆了忠奸善惡的界限，其“努力”可說是非常昭著的。參黃進德：《歐陽修評傳》，第382—383頁。
① 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第51頁。
②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答山陰徐伯調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48頁。
③ 對於歐陽修來說，要謀求的道存在於人事之中。劉子健對歐陽修的研究，以及歐陽修在11世紀30年代以後的作品——他的《新五代史》和關於《春秋》、《周易》的作品——都表明，他所理解的聖人之道，涉及社會、政治問題。見包弼德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8頁。
此外，按照《新五代史》的編寫體例：“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歐陽發：《先公事跡》，見《歐集》附錄卷五，第1285下—1286上頁。）許多傳文的開頭或結尾都有一段評論，用來表述作者對所記史實的感想，且絕大多數以“嗚呼”開始（除了少數幾篇，其他評論不論長短皆以“嗚呼”開始。即使是沒有以“嗚呼”作開端者，如《死節傳》、《唐六臣傳》以及《司天考第二》的開頭序論，“嗚呼”二字仍然毫不例外地還是會在評論文末出現，成為一篇的總結。見《新五代史》卷三十二，第347—353頁；卷三十五，第375—376頁；卷五十九，第705—706頁。即使如《雜傳》中針對個別人物的評論，也皆以“嗚呼”開頭，見卷四十，第441頁；卷四十二，第464頁；卷四十六，第514頁；第516—517頁；卷四十七，第523頁；第533—534頁；卷四十九，第558—559頁；卷五十一，第581頁；卷五十二，第600—601頁。），以“哀哉”、“可不戒哉”、“可不慎哉”等作結。為此清代文史大家章學誠譏稱此書：“若《五代史》，隻是一部吊祭哀婉文集，如何可稱史才也？（一部全史序論通用嗚呼二字作為發端，非吊祭文集而何？亦從古無此體）而韓淲乃謂《五代史》與《史記》有微意，不知《五代史》之微意正是村學究之《春秋》講義，其文筆亦《史記》課蒙之選本也，其可為所愚邪。”（章學誠：《章氏遺書外編》卷一《信摭》，見《章氏遺書》第26冊，1922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北京：文物出版社印本，1981年，第22b—23a頁。）這不隻是個別學者對史書體例與內容所抱持的評價之不同的問題，更是對歐陽修之作史心誌與表達方式的不理解，或曰不認同。
實際上，《新五代史》既是一部私撰史書，人們在評論時就不能忽略歐陽修撰述時的個人因素。就背景來說，他“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閑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緝……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歐陽修有《免進五代史狀》，而《五代史》直至熙寧五年歐氏去世後方奉旨上進。見《歐集》卷一百十二，第864下頁。）。這表明歐陽修之修《新五代史》主要是在兩次貶官時（早在歐陽修貶謫夷陵時就曾致書尹洙，商議合撰《五代史》：“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見《歐集》卷六十七《與尹師魯第二書》，第510下頁；不過後來此議未果，傳世之《新五代史》因此為歐陽修所獨撰。），並且自始至終都把《新五代史》視作個人的“私書”。如此，因為是貶官時期所修，歐陽修或把個人之失意與對當時情勢的不滿批判加入了對史書的評論中（包弼德甚至以為，歐陽修以個人之力重寫《五代史》是與變法有關的，見《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第203頁。筆者以為，就現存歐文來看，這是極有可能的。如《王彥章畫像記》提到王公傳“未嚐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而重新譜寫王彥章傳的結果卻是借王氏之善用奇，進而針對宋“攻守之計至今未決”的困境發議論，且文章作於慶曆三年，正是範仲淹倡導變法之時。《歐集》卷三十九，第296上頁。），使原來就已經呈現主觀特質的評論愈是顯豁；又加上是私書，所以歐陽修更是可以暢所欲言，真實表露心跡（劉子健甚至用上“為所欲為”之語來形容之，見《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第51頁。）。再者，從現存文字所見，對歐陽修影響最大的史學著作是《春秋》和《史記》。王辟之評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褒貶去取，得《春秋》之法，遷、固之流。”（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六，第70頁。）歐陽修本身也是以繼承司馬遷自許的。如歐陽修所作的《崇文總目敘釋》就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正史類》雲：“自司馬氏上采黃帝，迄於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跡，史氏詳焉。”《編年類》雲：“司馬遷始為紀、傳、表、誌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另於《桑懌傳》中雲：“餘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又有《唐田布碑》雲：“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歐集》卷一百二十四，第968下頁；卷六十五，第495下—496上頁；卷一百四十二，第1131下頁。）後來蘇軾作《居士集序》，稱歐陽修“記事似司馬遷”；曾鞏說歐“體備韓、馬”；錢謙益也以為歐陽修“真得太史公血脈”（蘇軾文見《歐陽修全集》附錄卷五，第2756頁；曾鞏：《祭文》見《歐集》附錄卷一，第1247下頁；錢謙益：《牧齋有學集》，第1348頁。）。尤其在文章風格悲慨嗚咽的情感表達上也深受其感召。劉大櫆評《五代史·一行傳序》謂：“慨歎淋漓，風神蕭颯”（姚鼐選纂：《古文辭類纂》卷八《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序》，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第157頁。），方苞也說：“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集外文》卷四，《古文約選序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5頁。）
凡此種種，正說明了《新五代史》的特質：作為對司馬遷《史記》個性化、個人化史書的承繼，《新五代史》既保有一種與司馬遷“發憤著書”相接近的情感背景，又較前者更為顯豁張揚，因此可說是在最大限度上寄寓了歐陽修不假修飾的想法意圖，成為直接審視其思想構成與曆史觀的最佳文獻（東英壽撰，陳翀譯：《從虛詞的使用來看歐陽修〈五代史記〉的文體特色》，《歐陽修研究》，第238頁。）。
再者，如前所述，歐陽修的評論還不是一般的評論，而是帶有褒貶目的的評價。西上勝謂：“借助嗚呼這個發語詞，敘述者直接介入道德評價的論讚。”（西上勝：《有關五代史記的序論》，《山形大學紀要》1995年第13卷第2號，引自東英壽：《試論歐陽修史書的文體特色》，《紀念歐陽修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66頁。）錢穆亦持類似的觀點，以為歐陽修與許多史家不同，他是以道德標準來評曆史人物（但歐陽修也同時重製度，注意風俗變遷與當時人情，此乃錢穆觀點，見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第53頁。）。歐陽修自己也承認：“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誌。”（《歐集》卷三十九《王彥章畫像記》，第296上頁；王楙《野老紀聞》亦謂：“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誌。’”見《野客叢書》附錄，《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1頁。）比如歐陽修為了整飭士風，在《雜傳·序》裏就禮義廉恥作了精辟的闡述之餘，還以宋人視點回溯五代，因而對馮道等“貳臣”的評價與前人有了轉折性的區別：“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另外又為表達對“世道衰，人倫壞”的不滿，指斥五代蕃將“異類合為父子”的反常之舉，特立《義兒傳》（《新五代史》卷五十四，第611頁；卷三十六，第385頁。）。對此，陳寅恪雖曾有明確批評，以為歐氏僅停留在“道德觀點”立論，卻未能探求具體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曆史底蘊，但對歐陽修的書寫整體而言還是持正麵的肯定立場：“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陳寅恪：《贈蔣秉南序》，《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2頁。）
再如《漢本紀》所記：“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複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歐陽修從人性角度探討，追根究底，那是因為後漢高祖劉知遠“於出帝無複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誌也”（《新五代史》卷十，第107—108頁。）。而歐對周世宗則有明顯的褒揚，《周本紀》論世宗“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進而反駁史家的結論，為世宗翻案。然而，即或是這樣的讚歎，歐陽修的評論仍以“嗚呼”起始（《新五代史》卷十二，第125—126頁。），在有意無意間似乎表達了對世宗這樣的“賢主”卻“不幸”生於亂世的嗟歎。《長編》引述神宗所言：“每卷後論說皆稱嗚呼，是事事皆可嗟歎也。”（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六十三，熙寧八年閏四月丁未，第21b頁。）似乎不無譏評之意，卻也正好點出歐陽修《新五代史》作為一部亂世之史的鮮明表征。在他看來，“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傳序》，第369頁。）李淦評論謂：“歐陽永叔《五代史》讚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歎，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李塗：《文章精義》，第70頁。）即非常清楚地指明歐陽修史論的情感特質。
實際上，歐陽修在評價五代的動亂時，或是以宋朝建國以來的曆史作為參照係，因此，他的激切言論，往往是與時事有關。比如夷狄問題。他引《晉臣傳》為例：“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並以兩次重複的“可不戒哉”（《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晉臣傳·景延廣》後，第324頁。）為結。在《四夷附錄》的序論，歐亦再次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新五代史》卷七十二，第885頁。）而這樣的思考顯然與時事有關。就其文集所見，歐陽修向來強烈反對與西夏通和，主張“薄其禮以折之”，他“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而“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采臣說”。歐陽修因此表達了他的憂心：“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歐集》卷九十九《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第774上頁；卷一百四《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第806下頁；卷一百二《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第791上下頁。）在《論契丹侵地界狀》中也清楚指出：“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歐集》卷一百十八，第936上下頁。）可惜的是，歐陽修這樣的洞見，後人所謂“忠謀遠覽之至者”（茅坤評點歐陽修的《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見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卷三十三，第1678頁。），雖然至老不衰，卻始終沒有獲得相應的關注。這或也是他把心事托之於私史的原因吧。
但讓歐陽修感慨最深的或還是士人遇與不遇以及朋黨的問題。比如他在《周臣傳》傳末的評論，短短一段文字，卻用了兩次“嗚呼”（《新五代史》卷三十一，第346頁。）；再如《唐六臣傳》，歐陽修在開頭的評論中一反慣例，以“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起始，繼而對當時多位大臣“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於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表示激憤，文末才以“嗚呼”作結，以為“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正是唐亡之因（《新五代史》卷三十五，第375—376頁。）。然後似乎意猶未盡，傳末再以“嗚呼”展開對朋黨說亡國的議論，並以第二次“嗚呼”作結：“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新五代史》卷三十五，第381—383頁。）可謂痛心之極。聯係歐陽修兩次的貶謫背景，聯係當時王拱辰等以蘇舜欽“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以至“一舉網盡之矣”（《歐集》卷三十一《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第247上頁。），還有“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歐集》卷一百七《論杜衍範仲淹等罷政事狀》，第825上頁。）的殘酷現實，其借曆史以進言的意識與感慨可說是呼之欲出（歐陽修對此書似乎甚感滿意，但他卻也深知其中或有許多篇章和評論易引發爭論與事端，故在寫信給梅聖俞時說：“閑中不曾作文字，隻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甚至囑咐梅堯臣“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此外，在李淑索看五代史時，歐陽修也以“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等托辭謝絕。甚至到了嘉祐五年，歐陽修還是以“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複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為多士所誚”為由推搪過去。見《歐集》卷一百四十九《與梅聖俞》其二十三，第1208上頁；卷六十八《答李淑內翰書》，第514上頁；卷一百十二《免進五代史狀》，第864下頁。）。趙翼評論說：“蓋宋仁宗時，朝右黨論大興，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發端，警切時事，不覺其大聲疾呼也。”（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歐史傳讚不苟作》，北京：中國書店，1987年，第4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