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書寫心態來說，《歸田錄》的序文提供了比較有趣的信息。《歸田錄序》謂：“史官之所不記”，開宗明義即與“史”有似斷非斷的奇特關係。《四庫全書總目》說《歸田錄》其實是對唐代李肇《唐國史補》的效法：“蓋於其體例有取雲。”（李肇：《唐國史補》所附《四庫全書總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頁。）而李肇序雲：
言報應，敘鬼神，征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
但歐陽修的效法應該還不止於“體例”。李肇《唐國史補》的所謂“補”者其實是“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李肇：《唐國史補序》，第3頁。）。要之，李肇的書寫其實是要補當時曆史書寫之不足或缺漏，在貌似平常的敘述與助談笑的閑記中實有其更大的目的。而歐陽修“史官之所不記”的序言其實也隱約透露出這種“補闕”的史家眼光。再者，還要注意《歸田錄》文末的後序（李偉國《歸田錄佚文初探》中以為《歸田錄》有“前序”、“後序”的分別，見李偉國點校：《歸田錄》，第60—61頁。）中所言：
餘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誌也。覽者詳之。（《歐集》卷一百二十七《歸田錄》，第996上頁。） 李偉國說上述後序是“對前序的補救”（李氏以歐陽修的前後序不同，必非成於同時，後序其實是對前序的補救，“故後序應寫於《歸田錄》刪削送呈之際”。見李偉國點校：《歸田錄》，第60—61頁。），強調的自然仍是原本與進本的問題，但仔細閱讀上文，則“非史官”、“掩惡揚善”雲雲其實與前序也有前後呼應的效果。“非史官”似乎隻是事實的陳述，但在陳述背後卻也隱含“故記史官所不記”的用意，而“掩惡揚善”的“君子之誌”更提醒讀者有關“君子”的傳統：《春秋》、《左傳》以來的“君子曰”豈不都是史官者言嗎？由此，歐陽修的前序與後序在似乎前後矛盾的“史官之所不記”與“職非史官”的表述中，其實已隱約表達了一種相對統一的、潛在的曆史使命感與曆史書寫的眼光。
歐陽修《崇文總目敘釋》記有“實錄類”和“雜史類”：
史不暇錄，而賈緯始作補錄，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跡，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遊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史記》，必上采《帝係》、《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歐集》卷一百二十四，第969上頁。）
就以上所見，歐陽修對正史以外之“史”的可能觀點是：在“史不暇錄”或者“史官失職，畏怯回隱”之際，還有一種平時所記的“實錄”或“雜史”可作為正史的補充，成為一種“補錄”、“旁錄”或者“備存”，使曆史的盛衰善惡之跡不泯。而這與歐陽修早期所受錢惟演的影響可能也有點關係。如《邵氏聞見錄》所記，錢惟演曾謂希深（謝絳）曰：“君輩台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而最後成書的著作“謂之《都廳閑話》者，諸公之所著也”（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第81—82頁。）。連平時“所聞見”的“閑話”亦似可為“史”，寫“史”而又謂之“閑話”，這就與一般的正統的“史”之觀念有較大的差別，卻又與歐陽修晚年所修《歸田錄》的“閑話”性質有些相通。
而求證於同時代人，亦可知歐陽修之非孤例。比如司馬光。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在《溫公日記》條下謂：
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今世所傳《記聞》及《日記》並《朔記》，皆《（資治通鑒）後紀》之具也。自嘉祐以前，甲子不詳，則號《記聞》；嘉祐以後，乃名《日記》；若《朔記》，則書略成編矣。……事亦有與正史實錄不同者，蓋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異，必兼存以求是，此文正長編之法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四《經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575頁。）
換言之，作為著名的史家，司馬光既著有《資治通鑒》和為編寫《通鑒後紀》神宗朝而作的《溫公日記》，同時也撰有搜集先朝遺文佚事，起與實錄、國史互補的作用《涑水記聞》。《日記》雖然因為不及加工整理而呈現混亂的體例（司馬光著，李裕民校注：《司馬光日記校注·前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頁，第5頁，第7頁。），但仍然成為後人研究北宋政治（特別是神宗時期）與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參考史料。而其《涑水記聞》亦為後代史家所推重，如蔣天樞所雲：“（陳寅恪）對溫公《通鑒》推重備至，正是對天水一朝所遺留瑰寶之珍視。後來仿溫公《涑水記聞》而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殆猶此意歟？”（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5頁。）
由此可見，對歐陽修影響最大的史學著作雖然是《春秋》和《史記》，但錢惟演“以所聞見擬之”史學觀念的影響也可能不小，而以此“平時劄記”（《四庫全書總目》謂：歐陽修歸潁上在神宗時，而錄中稱“仁宗立今上為皇子”，則似英宗時語，或平時劄記，歸田時乃排纂成之，“偶忘追改歟？”見李偉國點校：《歸田錄》附錄一《四庫全書總目》，第56頁。）者作為一種書寫策略，則其所書寫的筆記《歸田錄》，雖然還是筆記，就不能不帶有一種“史”的眼光。“豈得以其為小說家言，而忽視之也？”（陳寅恪以為：“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也。”《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見《金明館叢稿二編》，第81頁，第74頁。）因此盡管《歸田錄》記錄有限，在內容與規模上無法與稍後的司馬光《涑水記聞》相比，但它還是以極為有限的篇幅，為後世讀者提供了相對精彩的北宋軼事，成為今人探視歐陽修對北宋當代史評價的主要窗口。整體而言，《歸田錄》的講述重點有三：北宋時代君臣之間關係的變化始末，職官禮製的評論，以及士大夫的操守守則。
《歸田錄》中關於君臣關係的敘述，主要的例子有仁宗與魯簡肅公、太祖與郭進、真宗與楊大年、仁宗與賈侍中、太祖與李漢超、曹侍中與莊獻明肅太後等，或有因“感泣”而“勢以死報”者，或有因“譖”而“恩禮漸衰”者，甚或有因“功高而權盛”導致“禍患之來”，最後被逼“自縊”者（《歐集》卷一百二十六，第977上下頁；第978下頁，第980上頁，第981上頁，第981上下頁，第984上頁。）。前者在曆史記敘中大概頗為常見，後兩者則在一般正史中往往被模糊帶過，甚至不予處理。比如真宗與楊億，《宋史》但說“上素重億，皆不惑其說”（脫脫等：《宋史》卷三百五《楊億傳》，第10083頁。），《歸田錄》則明言“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曹侍中與莊獻明肅太後（即章獻明肅劉皇後）事《宋史》不載，《歸田錄》則對曹氏被逼自縊之過程作了詳細的敘述。由此，則使那些正史不記，卻是作者目擊、耳聞或者當時廣為流傳的閑話以時間貫穿，成為後代可以檢索的“曆史事件”。
再就《歸田錄》中有關製度的敘寫，亦可見歐陽修對“祖宗家法”的高度重視。比如他提到“科場條製”乃真宗時所定；“朝廷之製，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歐集》卷一百二十七，第987下頁。）；就連燒香時拜或不拜亦有其“定製”；還有對“降麻”與否的講述，總結雲“蓋無定製也”（《歐集》卷一百二十六，第977上頁；第979上頁。）；對“官製廢久矣”、“唐製：三衛官……今三衛廢……”的不以為然；對“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歐集》卷一百二十七，第988上下頁；第991下—992上頁。）的感慨等。另外一個故事說到三衙與學士相逢的禮製之改變，從“不敢求見”、“斂馬駐立”到後來的“更無斂避之禮”，“蓋兩製漸輕，而三衙漸重”雲雲，似乎隻閑閑道來，卻蘊含幾許的感慨，而且以“五代軍製，已無典法”比之，“而今又非其舊製者多矣”，其批判力度更大；對於中書樞密兩府的製度改變過程，歐陽修更是直言批評：“使朝廷製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厘正也。”（《歐集》卷一百二十六，第979上下頁；卷一百二十七，第990下頁。）這樣的評論實際上是歐陽修一生對禮製以至具體政治製度建設一以貫之的重視：從《新唐書》對“禮樂為虛名”的批判，到《本論上》“莫先乎立製”（《新唐書》卷十一《禮樂誌序》，第307頁；《歐集》卷五十九《本論上》，第433下頁。）的呼籲，以至《歸田錄》中聲東擊西的感慨，晚年所謂歸老園田的閑情之作，其實也從來沒有背離其一生儒者的堅持。
而士大夫的學識操守也是敘述的重點。從評論五代馮道“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歐集》卷一百二十六，第978上頁；第979下頁；第982下頁；第984下頁。）、章得象之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到仁宗初立英宗時，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值，卻以“此大事也，必須麵奉聖旨”，群公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等，說的似乎都是閑事，但輕鬆的說三道四之下其實是他對史事一貫的褒貶立場。還有寇萊公與杜祁公的奢儉對比以及兩人最終的結局之“可以為戒”；對譖者的嘲諷：“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等（《歐集》卷一百二十七，第994上頁；第991上頁；卷一百二十六，第985上頁；第984上頁。），雖曰士大夫之軼事，未嚐不可作政治史讀也（此借用陳寅恪的話：“雖曰宗教史，未嚐不可作政治史讀也。”參陳寅恪：《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0頁。）。另外不能不注意的是對李沆守成一事的評論：“李文靖公沆為相沉正厚重，有大臣體，嚐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製，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歐集》卷一百二十六，第980下頁。）歐陽修對李沆的高調讚賞背後其實是含蓄的話外有旨，隱含對當時王安石變法的不滿。
更“巧合”的是，歐陽修《歸田錄》中最尖銳的、針對當代時事的批評竟也用上了“嗚呼”：
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歐集》卷一百二十七，第995下頁。）
從俚俗婚禮中的坐馬鞍之禮輕輕一轉，就轉到了當代的濮園之爭議，固可見歐陽修之古文功力，亦可見其雖“職非史官”，卻又欲罷不能的論史本能。在似乎無關緊要的“臘茶”如何、張仆射與晏元獻的食量對比、王洙的戲笑之言、“團茶”之貴重、“盛肥、丁瘦、梅香、竇臭”的笑話、金橘如何“價重京師”（《歐集》卷一百二十六，第980下—981上頁；第983上下頁；第985上頁；卷一百二十七，第988下頁；第991上下頁；第994上頁。）等戲笑不急的雜事間，歐陽修同時記下他對當代朝政鄭重嚴肅的記錄與評論，或亦有直截了當地在“傳以為笑”的閑言中表達對某官某事的評論者（如歐陽修記載田元均深厭權貴家子弟親戚之幹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導致“強笑多矣，直笑得麵似靴皮”，“傳以為笑”中實帶有諷刺與批判。見《歐集》卷一百二十七，第988下頁。）。前人有言：“凡作極要緊極忙文字，偏向極不要緊極閑處傳神。”（此為張上若評點杜甫《北征》詩評語，見杜甫著，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四，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第160—161頁。）《歸田錄》似乎正是如此：在要作的極要緊文字中，卻總是插入一些極不要緊、極閑、極詼諧的片段。看似混亂無體例，但識者自可在當中讀出趣味與笑話中的一些感慨、警戒甚或斥責。而其有意無意間跳出來的輕輕一句“嗚呼”，似乎與原來的書寫極不協調，卻又清楚點明作者的感慨本色，表達作者情感之真意，說明作者的視線從來沒有離開對當代時事的關注。
換言之，歐陽修《歸田錄》的目的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著史，卻又以一種更為隱晦、戲笑的方式，在其生命的餘年，作最後的敘述、記錄、勸誡、微諷、批判，個體的生命經驗同時是大時代的曆史記憶，個人隨手所記的閑筆正好填補曆史有意無意留下的隙縫。《歸田錄》的閑言雜語雲雲，因此也就成為論述當代人物事功、當朝政治得失的重要參考。即有別於官修的《新唐書》，也不同於私撰的《新五代史》，成為寫在曆史邊隙的一種“補錄”、“旁錄”或者“備存”，進而完成了另一種歐陽修式的“宋國史補”、“三朝聞見錄”或者“潁州紀事”——正在貌似閑談說笑的記錄與回憶間。
第三節寫在曆史與曆史的縫隙
如此，不管是《新五代史》的私撰還是《歸田錄》的閑筆，所體現的其實是歐陽修在曆史書寫時的一種生命情境，一種始終意欲有補於國卻又不能，甚或不敢的矛盾與掙紮。既欲參與，而又畏縮，隻能隱去早期正義凜然的褒貶，略去正史繁複詳細的敘事，而代之以似乎漫不經心的玩笑和嘲諷。這或也是《新五代史》要在歐陽修死後才能正式上奏，或者晚年《歸田錄》以“戲笑不急”的方式呈現的內因。
就書寫策略而言，歐陽修“史”的論述並不限於《新唐書》與《新五代史》的客觀史實撰述，還包括以“史”的視野所作的眾多個體軼事的記錄。他在正統曆史書寫的同時，還關注大曆史敘述裏的小事件——因為這些小事件正是大曆史的局部見證。他不但記錄一個時代磅礴的曆史，同時還試圖填補曆史邊上的縫隙。而不管是在“嗚呼”還是在“戲笑”，現實時事的針對性與諫諍意義也始終是他書寫的顯著目的——《新唐書》如此，《新五代史》如此，連《歸田錄》也是如此。
在“嗚呼哀哉”的感歎中，在“戲笑不急”的閑言雜語裏，歐陽修維持了一種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敘事語言和相對柔軟的古文筆調，來表達他個人對曆史的觀察，對人性的體會和對時代的思考。不管後人如何看待——吊祭也好，哀挽也罷，或者竟是一種閑筆閑話——歐陽修由此示範了脫出傳統官方形態的另兩種書寫曆史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