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州東園記》提到：“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足”、“閑”、“樂”者，皆有其先後之次序。《樂郊詩為劉原甫作》亦謂：“雲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歐集》卷四十，第303上頁；卷七，第91上頁。）可見“樂”/“遊”的前提其實是“安其政”、“安其業”，而“醉”/“樂”的意義恐怕也要在“俾民百年思”的基礎上才得彰顯。“民憂凍餓，何暇遨遊？”（《歐集》卷一百十一《乞罷上元放燈劄子》，第856下頁。《先公事跡》對此有清楚的說明：“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京師大雪，民凍餒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張燈，先公奏請罷之。”《歐集》附錄卷五，第1292上頁。）嘉祐治平間所書的《與薛少卿公期》其十說得更白：“郡事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可樂矣。”（《歐集》卷一百五十二，第1231下頁。）所以林雲銘總結謂：“即太守亦以民生既遂，無吏事之煩，方能常宴酣之樂。”（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卷五《醉翁亭記》，第287頁。）
換言之，歐陽修的“玩物”與“戲遊”其實皆奠基在政簡民安的堅持上，玩物戲遊為表，政簡民安之思辨為裏。玩物而不沉溺，戲遊而有所持有所守，從容戲遊背後是政事的簡約清閑。如此，他在滁、揚等地雖有廣泛的遊賞記錄（孔平仲曾提到歐陽修的滁州戲遊：“朱柬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時，歐永叔為太守，杜彬作倅，曉音律。永叔自琅琊山幽穀亭醉歸，妓扶步行，前引以樂。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裏餘。”而歐陽修守揚州時亦有著名的《朝中措》詞，自謂“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尊前看取衰翁”。見孔平仲：《孔氏談苑》卷三，第33頁；《歐集》卷一百三十一，第1014下頁。 ），卻絲毫不影響當時兩地人民“為之立祠”的普遍認同（吳充《行狀》謂歐陽修“以鎮靜為本，不求赫赫名，舉大體而已。民便安之，滁、揚二州，生為之立祠”。蘇轍《神道碑》亦雲：“公前後曆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為立生祠。”見《歐集》附錄卷一，第1254下頁；附錄卷二，第1267上下頁。），張邦基《墨莊漫錄》就曾記載揚州人民對歐陽修的愛戴：“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第21頁。）由此，曾引起時人爭辯（《醉翁亭記》雖曾獲得時人的讚賞，但亦不乏否定的意見，如前所引的《西塘集耆舊續聞》就曾記錄了陳師道對歐陽修改變“記”之傳統寫法的不滿，這種有“記”之名，無“記”之體的寫法使秦觀以“賦”視之，甚至有王安石優《竹樓記》劣《醉翁亭記》之爭論，最終導致了蘇軾的為師辯護。）的《醉翁亭記》在成文後三十年仍為讀者接受並進行再創作的過程，或也可說明宋人對“醉翁”在文中所表述的生活態度之認同（沈家莊：《歐陽修的“太守之樂”》，《歐陽修研究》，第472頁。），這種認同，也應該是建立在同樣一種民安己樂、民樂共遊共賞的意蘊上。
朱熹雖似不太讚同歐陽修的修身態度，卻對其施政效果頗為讚許。《朱子考歐陽文忠公事跡》中“連典大郡”一則謂：“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設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闃然如僧舍。”（見《歐陽修全集》附錄卷二，第2648頁。）至清代的《山木居士外集》，歐陽修“為政不求赫赫之名，而一與民以休息”（魯九皋：《山木居士外集》卷三《族父原佘先生五十序》，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53上頁。）的施政方針仍獲得高度的認可。更可注意的是，錢穆在論宋學精神時特別指出胡瑗、範仲淹與歐陽修的作用：“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非進士場屋之業，則釋、道山林之趣，至是（北宋）而始有意於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蓋自朝廷之有高平，學校之有安定，而宋學規模遂建。……然則廬陵所以繼蹤高平以為宋學眉目者，豈僅於效法昌黎之為古文而有意於辟佛雲爾哉！”其結論是：“安定有其說於學校，希文、永叔、介甫欲見其績於朝廷，彼其措心設意，夫豈相遠？”（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一章《引論》，見《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十六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頁，第4—5頁。）
如此，歐陽修的戲玩既與一般文人的聲色之娛不同，也與陶醉於自然山水的愉悅不同，而是應該放在一種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價值緯度中來考察。借由玩賞與戲遊，歐陽修表達了對“物”的珍重與“戲”的思辨，並且在其生活與從政的言談、舉止、趣味和習尚間體現出一種修為學養、一種文娛雅趣，一種文章政事皆有所稱的新型宋代士大夫的醞藉風度。這種風度不但成為他麵對種種人生挫敗貶斥時一種排遣向上的力量，也具體展現了與民同遊同樂的從政實踐。所以讀者可在夷陵詩文中看到借由飲酒聚會表述的理念堅持；在滁州“醉歸”、揚州“手種堂前楊柳”的行樂中體會玩賞戲遊背後的深刻從政用心。與此同時，借由詩歌的唱和與詩友的歡聚，歐陽修還對後代（特別是蘇軾）的唱和傳統與士人結盟有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歐陽修本身對此有深刻的領會：“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眾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歐集》卷一百三十八《隋太平寺碑跋》，第1090上頁。）換言之，扭轉文風，需要時間和形成群體，而借由“玩物”展開的創作唱和，借由“戲遊”體現的詩酒聚會，便不啻成為歐陽修作為文壇盟主的其中一種有效的團結同好、獎掖後進的結盟方式。
再者，歐陽修六一風度的展現，實際上也為北宋士人士風的建設起了巨大的示範作用。蘇軾雲：“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蘇軾：《蘇軾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敘》，第316頁。）而如歐陽修本身的總結：“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幹勢利之用哉？亦誌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誌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歐集》卷七十三《記舊本韓文後》，第548上頁。）說的似乎是對韓愈文章的學習推崇，其實重點更在名利的淡泊與心誌的堅定，在那“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的“無用”。由是，“進不為喜，退不為懼”的曠然達觀，與晚年《歸田錄》、《洛陽牡丹記》、《試筆》諸篇所體現的嬉笑從容，成為六一風度獨立、自主、多元和豐富的明白表述。
換言之，作為一個思辨情感兼備的士人，表現在歐陽修文學中的睿智、深刻與思維格局，或許隻有後來的蘇軾可以超越。需要辨明的是，這種風度之萌生在歐陽修時即已初見端倪，後來蘇軾的貢獻，主要則在於更為自覺地將原有的對理想人格風度的向往與體現加以引申，使之蔚成潮流（比如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曾經就宋代詩歌的特點提出討論，以為“擺脫悲哀”是宋詩最重要的特色，歐陽修已具有這種傾向，但他尚不完全是自覺的，而使這種擺脫完全成為可能的是蘇軾。見吉川幸次郎著，李慶等譯：《宋元明詩概說》，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頁。）。且由於蘇軾對後世的影響更大，論者從後來的視角回溯，容易因此聚焦在蘇氏身上，甚至在“後出轉精”的情況下，還往往淹沒了歐氏開導的功績（蔡世明：《歐陽修的生平與學術》，第224頁。）。但歐陽修始終應被看做是這一過程中貫通性的關鍵人物。作為一種標尺，他的觀念、趣味、修為與性情，他所體現的處窮自若、豁達自娛、超越功利，卻又務實以利天下的風度，或也多少可以成為北宋一代士大夫階層精神麵貌的體察標簽。這樣的結論雖或還無法構成全局性判斷的意義，但又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潛流與趨勢。北宋一代士人的文化與理想，亦由此彰顯。
第四節結語
而從曆史角度察看，歐陽修的意義還不止於此。
如前章所述，在一代政治家、史家、文壇領袖等榮耀光環背後，其實是一個無悰鮮歡、衰痛孤獨的歐陽修。他所曾經擁有的成功與事業，在後人的仰望、讚賞中被打磨、放大，而他曾經經曆的憂傷、失意與感慨，卻往往在這樣的視角中被有意無意地輕忽。後輩對古人的敬仰中其實同時寄寓了當代的美化和想象。
在這樣的局限中，筆者嚐試對歐陽修作為私人個體的內心情感世界作更深度的開掘，因為隻有把握住了他內心世界裏生命情境的全部豐富性，才能更完整地認識歐陽修全人，而“全人”的歐陽修顯然與外在事功所顯示的，政治或者文學史中的歐陽修有相當的差別。
讓我們回頭重新檢視這樣一個內在的歐陽修。
本書第一章即把交遊重點放在他對前輩恩師“有不能忘”的深刻記憶、對後輩寄以眾望卻又難免遭遇“旋收旋失之”的失落，以及同輩凋零殆盡的“斯道寂寞”感懷；“洛陽”成為他對昔日盛年、友朋與理想的記憶場景；對“夷陵”和“滁州”的貶地重構寄寓了他在沉重政治打擊下的人生理念；“潁州”更是展現了他在去與留、有所為與不能為的掙紮中貌似畏縮的堅持謹守。而這樣的交遊和經曆最終導致了歐陽修人生的底色：生理的衰痛、精神的哀慟與心靈的孤獨。他以玩物寄寓生命價值的追求，表現一種對進退自若、不為世俗羈絆的君子大節之向往；他以戲遊體現麵對生命沉重與患難的內斂風度；他更以沉吟反複、悲涼感慨的風神成就文學和生命的不朽。
這樣一個歐陽修，麵對病痛、死亡、迫害、碌碌無為的威脅，卻還之以政治的守成、學術的開創、文學的複興、風尚的改變。他以新的眼光說經、論史，以豐富的素養、賞鑒的趣味，開一代北宋文化研究的風氣，還以多方麵的嚐試與兼容，為北宋的古文、詩歌、詞賦，樹立了後人可以師從的典範，所謂“文師”（畢仲遊：《西台集》卷六《歐陽叔弼傳》，第84頁。）、“以文章忠義為天下師”（雷簡夫：《上歐陽內翰書》，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五，第121頁。）者，他對儒學道德的提倡、對文道關係的明確主張，都對文壇有積極的影響：“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彬彬有兩漢之風矣”（《歐集》卷四十一《蘇氏文集序》，第311下頁；卷四十七《與荊南樂秀才書》，第343上頁。）。考慮到他的病眼、他的痛臂、他的渴淋，省察他曾經曆的漫長的孤獨與痛苦，後人也許不能對他要求更多，但卻正是這樣一個衰病的、掙紮的、失落的歐陽修，頑強地幾乎以一己之力展現了北宋一代文化的燦爛、文學的輝煌。
而正是在一點上，“全人”的歐陽修更讓人欽敬。他給後人揭示的，是一種更為深刻的、真正意義上的士大夫風度，那儒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那達者堅持有所不為的操守，在極為艱難的境遇中包容忍耐，在頻繁的死亡陰影中努力不懈，外在事功的歐陽修，其實正建基在這樣一個內在情感豐富、生命力量剛強的歐陽修身上。全人的歐陽修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歐陽修，是一個在困境中創造美學典範、在艱難中影響文學風尚、在感慨中體現風神風度的北宋士大夫代表。
從這個視角出發，則北宋一代所達到的文化高度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北宋燦爛輝煌的文化，其實正是奠基在大量類似歐陽修這樣的士大夫群體身上。他們是作為北宋社會的中堅、精英而存在的，處身在似乎“無事”，但外患不斷的北宋，卻以追求在政治、學術、文學的全麵發展為理想典範。他們的能力也許有限，他們的生命也時有軟弱幽暗，但在有限與軟弱中，卻又以真實豐富的生命情感曆練展示了崇高的文化精神。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在一連串的名字背後，是北宋濃縮的文化精華。盡管如論者所言，那樣的北宋，那些文化巨人，那種把儒家倫理的實踐作為個人、社會的任務，進而“實現了以知識分子為主導”（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詩概說》，第50頁。）的時代情境，後來走入曆史，從此不複再。北宋11世紀那樣外向的風起雲湧的邁進，後來永不再出現（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叢政》，第5頁。）。但曾經出現過的這一段曆史，畢竟要給予後人無窮的“傾想”（套用歐陽修自己的話：“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見《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補佚·與蔡君謨帖》其五，第2592頁。）。王國維“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的讚美；陳寅恪“造極於趙宋之世”的感歎，正說明了北宋這一段曆史的意義。
由此，在還原、追憶歐陽修這位北宋盛時的代表人物時，“全人”的歐陽修給讀者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他以他顯赫的外在事功與豐富的內在生命情境，展示、開創了一種可以為後人所效法的文化精神和美學典範；他以他外在的領袖地位與感慨動人的文字書寫，引領、創造了一代北宋文學的輝煌；更重要的是，他還以歐門集團群體性的視野與內在的彬彬風度，展現了北宋士大夫階層的理想精神麵貌。
而歐陽修與他的同代人所共同形成的這樣一個士大夫階層，正是宋代對中國曆史的最大意義（參朱剛：《從“周程、歐蘇之裂”說起——宋代思想史視野下的文學家研究》，見朱剛、劉寧編：《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第212頁。原文如下：“在很多研究者看來，此種作為社會中堅而存在的‘士大夫’階層的形成，是宋代對於中國史的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