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不同時期、不同曆史文化背景的讀者往往可能對意義有不同的理解。而作品一旦由一種文化或曆史的脈絡傳到另一種文化或曆史的脈絡，就可能被挑出新的意義，而且可能絕非其作者或同代觀眾所可預期（泰瑞·伊果頓：《文學理論導讀》，第94頁。）。換言之，如果將文學作品置於曆史的“視界”，置於作品本源的文化意義脈絡，然後探討此一“視界”與曆史上讀者不斷變動的“視界”兩者間的變動關係，則新的文學史將因此被提出——重心不在作者，而在於不同曆史階段的“接受”所界定和詮釋的文學。隻要詮釋有所變化，文學作品本身就不是一成不變，並且隨著它們被納入不同的曆史“視界”，文本和文學傳統本身也將因此受到積極的改變（這個意見由漢斯·羅勃特·遙斯（Hans Robert Jauss）提出，引自泰瑞·伊果頓：《文學理論導讀》，第107—108頁。）。而這正是歐陽修所作的：把既有的傳統的文學作品放在新的“視界”中重新加以詮釋，同時又在新的“視界”下展開嶄新的推介與創作。陳善謂：“以文體為四六，自歐公始。”（陳善：《捫虱新話》卷一，第7頁。陳師道的《後山詩話》也說：“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見何文煥輯：《曆代詩話》，第310頁。）韓琦謂：“天聖初，公（尹洙）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韓琦：《安陽集箋注》卷四十七《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第1458頁。）《神宗舊史本傳》謂：“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為之惟恐不及，一時文章大變，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修發之。”（《歐集》附錄卷四，第1280上頁。）所謂“以文體為四六”、“雄詞”者，是歐陽修有意識地運用古文筆勢筆調來重新組織駢偶排比，形成亦駢亦散的“新古文”。嘉祐以後的文壇其實是歐陽修的文壇。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宋初詩文尚沿唐末五代之習，柳開、穆修欲變文體，王禹偁欲變詩體，皆力有未逮。歐陽修崛起為雄，力複古格。於時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陳師道、黃庭堅等皆尚未顯，其佐修以變文體者，尹洙。佐修以變詩體者，則堯臣也。”（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三《宛陵集》，第1320頁。）陳尚君也認為，在歐陽修之前，不管是文道並重的王禹偁，還是重道的柳開、石介，重文的楊億、劉筠、晏殊、宋祁等，都曾以改革卑弱文風、振起一代文學自負，結果都未能實現，這與各自的文學主張和創作成就有直接的關係（陳尚君：《歐陽修與北宋文學革新的成功》，《陳尚君自選集》，第327頁。）。就主張而言，歐陽修提出“自然之至”（《歐集》卷一百五十《與澠池徐宰無黨》其五，第1216上頁。）的理論，與“五代體”、“西崑體”、“太學體”之時尚相抗衡，進而形成平易自然、婉轉暢達、散淡從容的宋代群體風格。就創作來說，與其性格的轉化相類似，歐陽修的詩文亦從外向的激情狂逸逐漸收斂為內省的平和曠達。這種既不同於魏晉，亦異於唐代的詩文創作，在有宋一代獲致盛譽，產生轟動的社會效應。
曾鞏《醒心亭記》雲：“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曾鞏集》卷十七，第276頁。）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第11頁。）吳充說歐“文備眾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吳充：《行狀》，《歐集》附錄卷一，第1252上頁。）。畢仲遊謂歐“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當時言文章者，至歐陽文忠公，然後以為極而不可加”（畢仲遊：《西台集》卷六《歐陽叔弼傳》，第84頁。）。他們的觀點基本反映了宋代文壇的主流評價。後世張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亦謂：“韓吏部文章……然在當時知好者少。公去文公僅百餘載，而韓文猶湮沒未彰，蓋五代文弊，而宋初楊劉綺麗之習，有以蔽之也。……後之學者，稱文章，必曰韓歐。”（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第143頁。）說的似乎隻是“文”的範圍，但歐陽修的影響遠不止於“文”。他的詞作達成了從綺豔到尚理的轉變，他的詩歌促使了有別於“唐音”的“宋調”的定型，他的賦作展開了以四六為文的創新，他的筆記小品創建了一種新式的日常“閑話”的典型。而在文學創作之外，歐陽修還以恢宏豁達的氣度吸引、團結大批作家同道（比如歐陽修門下的曾鞏、蘇軾、蘇轍、王安石等文風差別很大，但都得到他的延譽器重；對詩風迥乎不同的蘇舜欽、梅堯臣二家也能有持平之論：“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見《歐集》卷一百二十八《詩話》，第999上頁。這樣的兼容並重對團結不同文風、詩風的文人自然是極為重要的。），複以知貢舉的便利改變文風、收服學子（歐陽發的《先公事跡》謂：“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榜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複古，公之力也。”見《歐集》附錄卷五，第1291下頁。），提攜獎掖了許多才學之士，遂形成聲勢龐大的“歐門”。“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蘇軾：《蘇軾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敘》，第316頁。）
再者，就文學創作與文人群體的延續性來說，自熙寧以後，形成了三大文人群：王安石和以王安石門生故吏為主幹的新黨文人群、蘇軾與“蘇門諸子”、黃庭堅與“江西派”詩人群。然王安石與蘇軾都是“歐門”翹楚，黃庭堅又是“蘇門”高足，三者之間都有密切的師友淵源（沈鬆勤：《北宋文人與黨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頁。）。換言之，即使是在熙寧以後，北宋人對文、詞、詩的視界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受歐陽修的影響。歐陽修的嘉祐集團，以及其後由蘇軾領導的元祐集團之文學路向基本不離歐陽修的文學思潮範圍（比如後來蘇軾批評王安石“患在於好使人同己”，其“蘇門六君子”風格各個不同等，皆可看到歐陽修精神的延續。李廌曾提到文學盟主的風氣：“東坡嚐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可見蘇軾所作所言，實本於歐陽修。後來蘇軾也自言：“（歐）公雖雲亡，言如皎日。”對歐陽修的托付始終“有死無易”。見蘇軾：《蘇軾文集》卷四十九《答張文潛縣丞書》，第1427頁；李廌：《濟南先生師友談記》，《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0頁；蘇軾：《祭兗國夫人文》，《歐集》附錄卷一，第1249上頁。而王水照亦以為，奠定這種群體風格和局麵的，隻能首推歐陽修。參王水照、崔銘：《歐陽修傳：達者在紛爭中的堅持》，第187頁。）。就文學的傳承而言，錢基博《中國文學史》曾稱：“由修而拗怒，則為黃庭堅，為陳師道；由修而舒坦，則為蘇軾，為陸遊。詩之由唐而宋，惟修管其樞也。”（錢基博：《中國文學史》，第422頁。）這是針對詩歌而發。就文而言，歐陽修致力改革浮華險怪的文風，蘇軾亦指摘“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癖而不可讀”（《蘇軾文集》卷四十九《謝歐陽內翰書》，第1423頁。）之文弊。以詞來說，馮煦《嵩庵論詞》謂：“宋至文忠，文始複古，天下翕然師尊之，風尚為之一變。既以詞言，亦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遊。”（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第1a頁。）就四六而言，歐陽修曾表明對蘇氏父子所作四六文的讚賞：“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餘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歐集》卷一百三十《試筆》“蘇氏四六”條，第1009下—1010上頁。）在推崇之餘，其實也是一種夫子自道，表明他本身對四六文應“委曲精盡”，使之暢達的主張。再就筆記創作來說，歐陽修的隨筆固然開了筆記創作的先聲，其《六一詩話》更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話，詩話之稱，固始於歐陽修，即詩話之體裁，也可說始創自歐陽修（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第330—351頁。）。
甚至在南宋以後，在總結和弘揚北宋古文作家創作成就的過程中，歐陽修也毫無疑義地成為了南宋文壇關注的熱門人物。眾多作家、選家與評論家形成合力，共同推動了歐陽修散文經典化的過程。就學者所作的研究成果來看，在北宋六大家的排位中，宋代選家更看重歐陽修的作品（夏漢寧：《從曆代古文選本看歐陽修散文經典化過程》，《第六屆中國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979—1013頁。），並反映在選本的收集及學子的跟進模仿上，繼而形成對南宋以及南宋以後文壇的影響。王國維說過：“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麵，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王國維是在總結宋代之哲學、科學、史學、繪畫、詩歌以及考證之學時作上述論斷，後續言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討論哲學，歐陽修“脫漢唐舊注之桎梏”的開創自不可抹殺，而討論“金石學”，南宋雖屬重鎮，卻也不能排除“蒐集拓本之風則自歐陽修……成為一代風氣”的功績。陳寅恪對宋代文化也持高度評價：“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見《王國維遺書》第5冊《靜庵文集續編》，第69b—70a頁，第71b頁；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5頁。）《贈蔣秉南序》謂：“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陳寅恪：《寒柳堂集》，第162頁。）舉的例子是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複在《論再生緣》中謂：“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於上乘。”所舉的例子則是南宋汪藻的《代皇太後告天下手書》（陳寅恪：《寒柳堂集》，第65頁。），然而，推本溯源，文章的革新演進與歐陽修的努力也還是密不可分：“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鹹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李清臣：《諡誥》，見《歐集》附錄卷一，第1255下—1256上頁。）所以朱熹說：“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鞏、與公（蘇軾）三人，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世。”（朱熹：《楚辭集注》卷六《服胡麻賦》注，第300頁。）這是宋人的公論。近代王葆心的《古文辭通義》分析得更清楚。他從作家地域分布的角度考察曆代文派的發展趨勢，以為北宋之初，文壇主流如柳開、穆修皆是北方派，一直要待歐陽修出，“自後江西有古文家鄉之目”，及至宋古文六大家雄踞文壇：“南聲最宏在是時矣”、“宋後文運在南方”（王水照編：《曆代文話》，第7778—7780頁。）。換言之，歐陽修在北宋文壇的主盟，不但本身成為“南聲”的強音，而且其所獎掖推舉的另外五位古文大家也是南方人。由此，南方成為文學的重鎮，文運的由北向南之轉移，不能不說歐陽修是首開風氣之先者，更是有力的倡導者與領導者：“曾王與歐陽皆江西人，三蘇皆出歐陽門下，故是時領袖文壇以承先啟後，舍歐陽修其誰耶。”（柯敦伯：《宋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27頁。）
如此，從逸到達，由北而南，背後所真正體現的是理性與包容：理性通達的文學創作，以及對不同文學風格、不同審美情趣、不同人生選擇，甚至不同政治理念的文學群體之包容接受。朱熹對歐陽修晚年“依舊是五代文習”的批評（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論文上》，第3311頁。），其實也正凸顯了歐陽修人生後期相對包容開放的這種性格特點。而就北宋文學史來說，也正是歐陽修這種文化性格的轉變、鑄成，以及由此推展的理論和創作實踐，作家和士人群體獎掖，從實際意義上真正影響並改寫了宋代的文學史。
第三節六一風度：士大夫精神麵貌
而在文學史以外，歐陽修的性情和風度對北宋士大夫群體也有深遠的影響。
實際上，程頤對歐陽修大概不太有好感（《程氏外書》記載：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卷十二《河南程氏外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36頁。）。朱熹也曾批評歐陽修“晚年筆力亦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隻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還特別舉其《六一居士傳》為例：“宜其所得如何，卻隻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棋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本朝四》，第3117頁，第3113頁；《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論文上》，第3310頁。）這樣的論斷不但清楚展示了程朱道學與歐陽修文學兩個領域的分立，表明朱熹作為一個道學家對修身養性的高度重視、對“吟詩飲酒戲謔”的不滿，同時也間接反映了歐陽修作為士大夫代表人物不重道學心性，而更誌在吏政與治國的胸襟和視界。
如前章所述，歐陽修式的戲玩並不能以單純的“吟詩飲酒戲謔”觀之。不管是玩物還是戲遊，皆是其性情與風度的體現，甚或是其切人事、重寬簡政治主張的反射。更直接地說，歐陽修“六一風度”所體現出來的玩物與戲遊哲學其實正反映了他性情中寬簡的一麵，玩物戲遊與寬簡其實是一體之兩麵。在“愈久愈樂”、“山水琴酒”的玩賞戲遊中，他又會提到為政的“粗有所成”，二者其實並列；再如他在慶曆八年時自言“疏簡之性，久習安閑”，說的似乎是個性，其後卻又說到“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而已”，點明談話重點原來是守郡之職責，後還旁及民間的疾苦：“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損其半”雲雲（《歐集》卷一百四十四《與韓忠獻王稚圭》其七，第1152上頁。），由此而見歐陽修的從政哲學。而他的性情其實與他的政治主張相呼應：正因為寬簡政治的實施，他得以從容地戲遊賞玩、吟詩作文（《歐集》卷五十四《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詩雲：“今官得閑散，舍此欲奚耽。” 第399上頁。）；或者反過來說，正因為性格中的寬容崇簡與所持守的戲遊賞玩之泱泱風度，歐陽修得以摒棄繁文縟節，以樂民而非擾民的態度來從事治理，所謂“務大體，簡細事”（《歐集》卷六十六《答西京王相公書》，第503上頁。）。但“寬簡”絕非“循默苟且”，戲遊也絕非“頹惰寬弛”（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曾批評“苟且”之弊謂：“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見《歐集》卷一百十一，第857下頁。）。再者，由於其對戲玩的追求並不停留在世俗淺薄的層次上，在表麵悠遊的背後往往帶有一種嚴肅思辨的色彩，因此盡管歐陽修詩文中有相當多玩賞戲遊的表述，且這種經驗亦非他所獨有，但與一般士大夫官事之餘的遊賞可能還是有相當的分野。比如就《醉翁亭記》、《豐樂亭記》所見，歐陽修的“遊”並不能以單純的“遊”觀之，而更是一種百姓“從太守遊而樂”、太守“與郡人共樂”的政績體現（《與韓忠獻王稚圭》其四亦雲：“山州窮絕……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為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於其中。……山民雖陋，亦喜遨遊。（自注：今春寒食，見州人靚裝盛服，但於城上巡行，便為春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可與《豐樂亭記》、《醉翁亭記》相互印證參看。《歐集》卷三十九，第298下—299下頁；卷一百四十四，第1151下頁。）。他在揚州時為觀賞瓊花而修建無雙亭，為邀集賓客宴遊而修建平山堂，所謂“拾（韓琦）公之遺，以繼盛美爾”（《歐集》卷一百四十四《與韓忠獻王稚圭》其八，第1152下頁。）。但平山堂又顯然不是對韓琦的蕭規曹隨，而是歐陽修本身引以為豪的重要政績。換言之，平山堂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宴遊之所。論者甚至認為平山堂的修建及其在後世不斷突顯的文化意味，還構成了對揚州原來作為一座繁華、享樂、風月之城，充滿強烈物質化、世俗化傾向之不足的一種彌補（崔銘：《雅興、豪情與生命的喟歎——平山堂之於揚州的意義》，《第六屆中國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70—171頁。）。甚至到了光緒年間，鳳陽府知府荊如棠《重修鼓樓碑記》還以歐陽修為榜樣：“歐陽廬陵有雲：宣上恩德，與民同樂者，太守之事也。……斯樓也，即比之豐樂亭、平山堂，為遊觀宴賞之地，亦無不可也。”（見《安徽府縣誌輯36·光緒鳳陽縣誌》卷十四，《中國地方誌集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14—515頁。）凡此皆可見後人對歐陽修嬉遊宴賞背後所蘊含的政通人和意味之高度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