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韓愈為例。韓愈之後，有其婿李漢編序之功，使文集得以傳世，但結果卻是韓文的“沉沒廢棄”，到歐陽修時，“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謂：“予為兒童時……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歐集》卷七十三，第547下—548上頁。）這似乎說明了一件事：文集即使有後人的編次、題序、流播，也不一定得以真正傳世。正如韓愈之文，若沒有歐陽修的重新推廣，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韓愈——韓愈其實是借著歐陽修的影響而成就其後世的不朽名聲（後人對此的看法基本一致。張戒《歲寒堂詩話》謂：“韓退之之文，得歐公而後發明。”陳善《捫虱新話》雲：“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葉燮也說：“韓愈之文，當愈之時，舉世未有深知而尚之者；二百餘年後，歐陽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韓愈之文，以至於今不衰。”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頁；陳善：《捫虱新話》上集卷一“歐公作文擬韓文”，第6頁；葉燮：《原詩·內篇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8頁。）。此正韓愈之“幸”。
如此，討論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議題：德行難修，事功難建，而立言亦不可靠，因為作為“士人之末”的文章以及“文章之末”的詩歌（蔡襄《雜說》謂：“士之習末也久矣。今為詩賦者尚不知何等事為文章，況文章，士之末耶？”文章已是“士之末”，而詩賦又為文章之“末”；沈括《夢溪筆談》也貶低“小律詩”為“末技”；晁補之《海陵集序》則說：“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見蔡襄著，陳慶元等校注：《蔡襄全集》卷三十一，第693頁；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4頁；晁補之：《雞肋集》卷三十四《海陵集序》，《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第9b—10a頁。歐陽修也曾明言：“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嚐以詩為文章末事。”見《歐集》卷一百二十八《詩話》，第1002上頁。）往往會輕易散失、被遺忘。茲再舉歐陽修的一則評論與一首詩並讀：
唐之晚年，詩人無複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樸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複傳矣。
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淩青霞。下看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歐集》卷一百二十八《詩話》，第998下—999上頁；卷五《太白戲聖俞》，第79下—80上頁。） 這一次，歐陽修進一步提到詩歌與詩歌的差別，原來真正經不起考驗的是那些曾被艱苦構思、雕琢的作品，是“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不管是詩賦還是文章，在“豪放”與“精意”之間、在飄然而去的李白與被“下看”、“區區”的孟郊、賈島之間，有其等級的差別，而差別的結果是不朽（李杜）、一般（郊島），或者被遺忘（周樸）。更有趣的是，在歐陽修的記憶中，他說“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周樸的詩句，但其實出自杜荀鶴的《春宮怨》。在歐陽修提及“遺忘”的尋常時，他本身的記憶疏漏正諷刺性地、同時也更好地說明了不朽之艱難，以及被遺忘的巨大可能。那麼，或者《詩話》所言才是真正符合事實的例證：
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托，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歐集》卷一百二十八，第1000上頁。） 後世名聲的留傳，其實不隻要視乎生平之言行，不隻有賴於文字的記載，同時還有其“幸不幸”的分野。正如《集古錄》中所強調的：“蓋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 “有幸不幸，各視其所遭如何爾。”（《歐集》卷一百三十四《敦［匚夫］銘》，第1044上頁；卷一百四十二《唐田布碑》，第1132上頁。） “立言”、“文字”固然不能“獨立”永存，內容固然重要，文體固然重要，所托以不朽之“物”固然重要，但同樣不能忽視的其實是命運。
從這個角度切入，則筆者以為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的重點可能不隻是何焯說的“言不能以徒立”，不隻是張伯行說的“悲文章言語之無用”，而更在於一種“經驗之知”引向的感歎與提醒，感歎文字之易失，感歎美文之不能久遠，感歎創作者窮一生心血雕琢卻被輕易遺忘，由此成為徐無黨（還有“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的歐陽修自己（皇祐初年，在“公私未嚐發尺牘……餘外惟自藏於密”的“大禍”中，歐陽修仍然堅持“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見《歐集》卷一百四十七《與王文恪公樂道》其二，第1183下頁。））的重要提醒。換言之，重點不在文字之無用不可恃，而是生命也有其“不可恃”，甚至有其無法變更的宿命。比如苦吟的孟郊與賈島如何能與“下人間”的精靈李白相抗衡？
而正是在這種似乎沒有精辟結論的虛無中，歐陽修的慨歎反而成為文本的真正“重心”。他的時光憂思、死亡焦慮，對生命無法長久、人生難得有成、縱或有成也不一定得以流傳永遠的感慨與體悟，成為真正值得注意的觀照入口。
實際上，就前麵所討論歐陽修一生對稿本努力改動的用心用力來看，他對“求真”的堅持，他對“求善”的執著，他對立言不朽的明確動機，可說是處處透露著一種勃勃的野心；但與此同時，中晚年以後的各種憂患孤苦，對曆史人物遭遇的反思，卻迫使他不得不麵對不朽之艱難，進而發出種種自我質疑、似乎無力承傳的感慨。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這種“感慨係之”（呂思勉：《宋代文學》，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14頁。）的文章反而更能引發後人的讚許。
貶滁期間，尹洙死於貶所南陽，年方四十七。歐陽修作《祭尹師魯文》與《尹師魯墓誌銘》雲：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誌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嗟乎師魯……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
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歐集》卷四十九，第356下頁；卷二十八，第225下頁。） 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評歐之祭文曰：“師魯與公始倡為古文詞，相知最厚，擯斥而死，故公特寫其磊落之致、悲愴之思，抑揚跌宕，綽有情致。”（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第140頁。）韓琦謂：“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韓琦：《安陽集編年箋注》卷三十七《與文正範公論師魯行狀書》，第1111頁。）
嘉祐二年，歐陽修權知禮部貢舉，期間與同官韓絳、王珪、範鎮、梅摯、梅堯臣五人酬唱，隨後編為《禮部唱和詩集》，並在《禮部唱和詩序》稱許曰：“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歸田錄》記此，說是“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不僅如此，歐陽修還期待這部詩集傳之後世，因而在編集時親決取舍、征詢意見、請原作者潤色或改作，費心費力。《與梅龍圖摯》雲：“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眾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換也。……拙序續呈，乞改抹。”（《歐集》卷四十三，第322下頁；卷一百二十七，第993下頁；卷一百四十八，第1200上頁。）書函中表白了“可以傳”的期許，這與其在《禮部唱和詩序》中的期盼一致：
嗚呼，吾六人者，誌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嚱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歐集》卷四十三，第322下頁。）
有趣的是，《禮部唱和詩集》後來散佚不傳（今存詩歐陽修、梅堯臣各兩首，王珪一首。見《歐集》卷六《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卷十二《憶鶴呈公儀》，第85上下頁；第122下頁；梅堯臣：《和公儀龍圖憶小鶴》、《和永叔內翰思白兔答憶鶴雜言》，同見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七，第927頁；王珪：《和永叔思白兔戲答公儀憶鶴雜言》，見《華陽集》卷一，《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留下來的卻是歐陽修序文慨然掩卷流涕噓嚱的情感展示。如此，“覽者其必有取焉”，所取者是真正意義的“文”所展示的生命之體會感動，而非隻是詩歌文字的精微。
熙寧四年所作《江鄰幾文集序》謂：
餘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钜公往往見於餘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餘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歐集》卷四十四，第327上頁。）
似乎重申了當初寫作墓誌銘文的初心，那要使眾人“銘而不朽，公有長存”的努力，但使眾墓誌銘文傳而不朽的卻絕非眾人的“功行”，而是眾人雖“一時之盛”而終“相繼而歿”的哀慟與感慨，那“言有窮而情不可終”的“廬陵獨步”（儲欣評語見：《唐宋八大家類選》卷十一《江鄰幾文集序》，引自洪本健編：《歐陽修資料彙編》中冊，第744頁。）。故王若虛謂：“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六《文辨三》，第228頁。）李淦《文章精義》稱許歐陽修謂：“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李淦：《文章精義》，第1174頁。）姚永樸《文學研究法》雲：“宋諸家惟歐公有其情韻不匱處。”（姚永樸撰，許振軒校點：《文學研究法》卷二《記載》，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第83頁。）方東樹評歐詩“情韻幽折，往返詠唱，令人低徊欲絕”（方東樹：《昭味詹言》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276頁。）。朱自清以為：“歐公最以言情見長。”（朱自清：《經典常談·文第十三》，第130頁。）
換言之，修正補充曆史之不足與錯謬、改正文章之不完善，固然對文字的流傳有幫助，但真正使其文字傳播、影響，進而不朽的，最後似乎仍要歸結到其中美感之生命體驗，後世所謂“六一風神”者（關於“六一風神”這方麵的討論，可參黃一權：《歐陽修散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9—167頁。）。
第五節六一風度：不朽之可能
實際上，文學原是生命經驗的折射，在這個前提下，文學的書寫往往必須建立在作者“我”的主觀情感或者觀點上，因此生命經驗的厚度、思考的深度與情感的溫度（還有深度）常常是構成好文學的重要因素——歐陽修的觀照正把握住了這種情感的深度，類似英伽登（Roman Ingarden）所說的“玄學品質”（metaphysical qualities）：“我們經常視而不見的，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感受不到的存在的深度和本原，就在這一刻向我們心靈的眼睛開啟了。”（Roman Ingarden，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orderlines of Ontology，Logic，and Theory of Language，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p.292.）這種玄學品質“不可能用純粹理智的方式去把握它們，隻能在生活情境中去體驗和感悟”（參江弱水：《咫尺波濤：讀杜甫的〈觀打魚歌〉與〈又觀打魚〉》，《中西詩學的交融——七位現代詩人及其文學因緣》，台北：人間出版社，2009年，第191—193頁。）。而體驗和感悟需要的是時間。
這樣的觀念與宋初文人其實頗有一段距離。
《宋詩鈔》引馮延巳語謂：“徐（鉉）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極。”（吳之振等選編，管庭芬、蔣光煦補編：《宋詩鈔·騎省集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8頁。）李昉也說徐鉉：“為文智思敏速，或求其文，不樂豫作，令其臨事見白，立為草之，雲速則意壯敏，緩則體勢疏慢。”（李昉：《大宋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尚書東海徐公墓誌銘》，見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三冊，卷四八，第176頁。後來晁公武的《郡齋讀書誌》也有類似記載，謂徐鉉：“為文未嚐沉思，自雲速則意思壯，緩則體勢疏慢。”《四庫全書總目》則錯以此文出自《郡齋讀書誌》，謂：“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力就”雲雲。見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卷第四中，第22a頁；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二《騎省集三十卷》，第1305中頁。）又如柳開：“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稿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複作矣。眾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辭意俱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柳開：《補亡先生傳》，見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六冊，卷一二七，第394頁。）再如王禹偁，《郡齋讀書誌》說他“敏瞻”，他自己在《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的《後序》中也說書寫此碑文的情況是“一揮而成，不複加點。蓋任其俊，而不係乎文也”（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卷第四中，第25b頁；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七，第235頁。）。楊億也是“為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滯”（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卷第四中，第27ab頁。）。換言之，不管是徐鉉的“率意”、“敏速”、“壯敏”，柳開的“無續功而成之者”，還是王禹偁的“一揮而成”、楊憶的“對客談笑，揮毫無滯”等，都頗能表達宋初文人推崇率意、敏速、一揮而成，而不甚措意剪裁的文學觀念。
由此觀之，歐陽修在文字上的不斷修改，可以說是對宋初這種崇尚敏捷風氣與率性觀念的反撥（當然不能忽略的是時代風氣的轉變。比如太宗在統治後期，就曾經表現出對詩賦輕捷敏速之才的不滿。《歸田錄》對此的記載是：“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李）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歐集》卷一百二十六，第977下頁。）。因此其感慨就絕非一時的激情，或者率意的感悟。林紓雲：“世之論文者恒以風神推六一，殆即服其情韻之美。”（林紓：《春覺齋論文·應知八則》“情韻”一則，見王水照編：《曆代文話》第7冊，第6379頁。）但“六一風神”究竟如何形成？林紓的解釋頗有意思：“六一文中憑吊古人，隱刺今事，往往有之。然必再三苦慮，磨剔吐棄，始鑄此偉詞。”又謂：“凡情之深者，流韻始遠，然必沉吟往複久之，始發為文。”（林紓：《春覺齋論文·應知八則》“情韻”一則，見王水照編：《曆代文話》第7冊，第6379頁，第6378頁。）
歐陽修的文學不朽觀念其實是“真、善、美”的有機結合。“美”的成就既需要“求真”作基礎，也需要“求善”作沉澱。陳衍說：“歐陽永叔……全寫友朋交好零落可悲之情。”（陳衍：《石遺室論文五》，見王水照編：《曆代文話》第7冊，第6763頁。）李剛己也說：“歐公文字，凡言及朋友之生死聚散與五代之治亂興亡，皆精采煥發。……別有一種遙情遠韻，令讀者詠歎淫泆，油然不能自止。”（李剛己：《古文辭約編·雜記類》，引自洪本健：《歐陽修資料彙編》下冊，第1327頁。）這些評論皆點出歐陽修極為值得注意的情感特質，即所謂的感歎之情，那在相對的境況前後映照所激發的一種今不如昔、後不如今的情懷，那撫追今昔、俯仰盛衰、沉吟哀樂的情韻（王水照：《歐陽修散文創作的發展道路》，《王水照自選集》，第437頁。）。風神既是歐文風格的美學層次，也是其審美核心。但這樣的風神最需要的，其實是時間：感懷朋友的生死聚散，需要時間；撫追今昔，需要時間；俯仰盛衰、沉吟哀樂……也無不需要時間。情感需要歲月的醞釀，文字需要累年的推敲，生命體驗更是需要時間的涵泳沉澱，然後才能在似乎不經意間，完成情韻的煥發，感慨的觀照，使讀者在閱讀的刹那感受平時視而不見、見而不感的存在深度和本原的巨大衝擊，然後文字才能流播，才能傳遠，才能不朽。
而這正是歐陽修作品中的“風神”印記，正是本章一開始就提及的歐陽修對時間的“數算”之所由來：那《書遁甲立成旁通曆後》中的“惘然”情緒，必得先有“三十年前自書小字”的醞釀；那《跋學士院題名》中的“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必須建立在嘉祐八年、熙寧四年一跋再跋的悠悠歲月的緬懷；而《跋醉翁吟》中那不覺“泫然”的激動，更是必得有至和二年、嘉祐元年、嘉祐五年、熙寧三年的光陰作鋪墊，才能引發作者與讀者的共鳴和感懷。
這樣的風神遂使歐陽修的文字，包括其墓誌銘文、史論甚至金石跋文都具備了一種“文本性”。如林紓所言：“歐公一生本領，無論何等文字，皆寓撫今追昔之感。”（林紓選譯：《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張子野墓誌銘》，第355頁。）原該是對死者的信實傳記，歐陽修卻一而再、再而三的敘說故人健在與如今死亡之間的時間差距，“曆敘交遊而俯仰身世，感歎淋漓，風神遒逸”（劉大櫆評《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見姚鼐選纂，宋晶如、章榮注釋：《古文辭類纂》卷四十五，第832頁。）。把實用性的墓誌、祭文寫成情辭並茂、聲淚俱下的絕妙文字（王水照：《歐陽修散文創作的發展道路》，《王水照自選集》，第437頁。）；明明應是客觀的史實評論，卻是“低回反複，感慨淋漓”；散文固是“哀樂由衷”，即使政論也是“感情激越”（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3卷，第52頁。）。而作為一本考據性的學術著作，《集古錄》又總在冷靜的研究中時時流露出一種無法按捺的感懷憂傷情韻。如《集古錄目序》後之題記所言：“昔在洛陽，與餘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餘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餘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餘所自得者也。……此敘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歐集》卷一百三十四，第1037上頁。）每一篇墓誌幾乎都是一篇生動的人物傳記，每一篇題記也往往帶有深情的記憶，那“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歐集》卷七十三《論尹師魯墓誌》，第546下頁。）的相知神會，而碑銘中的人物，哪怕是一些姓名剝裂身份模糊的陌生人，也可能引發作者與讀者的感傷和共鳴：生死如此輕易，盛衰如此平常。在存亡離合的感歎間，在聲淚俱下的憑弔中，一篇篇的墓誌、祭文、史論、碑銘，或者為亡友文集的序跋寫作，對歐陽修來說或都是一次次強烈的生命意識之衝擊。在“誌人”與“抒懷”為主軸的寫作中（何寄澎以“誌人”和“抒懷”為歐陽修始塑的美學風格，見《歐陽修“詩文集序”作品小論》，莫礪鋒編：《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94頁。），在今昔情景多重的對照與癡執解悟之間，展現了深摯的情思與沉著的意態。這是一種“風神”，一種文學的“神態”（此借錢基博用語：“蓋文學之大用在表情；而虛字者，則情之所由表也；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焉。”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17頁。）。歐陽修文字中慨歎淋漓、跌宕遒逸的表述，其實皆與其敏感的時間意識、悲涼的美感體悟、幽微的生命觀照，以及反複的涵泳沉澱有密切的關係。
由此，歐陽修的六一風神所體現的，就不隻是一種文學的書寫方式，或者美學的意趣觀照，而更是一種獨特的文學觀念的養成，是對宋初崇尚率意敏速風氣的反撥。這種文學風神不隻成為歐陽修長時間的個人標誌，同時依托這種感慨淋漓的文字承載，歐陽修與其同代人，還有他們的文學創作、文化性情、精神理念，及其動人的生命體驗，因此而得以穿越長遠時空的限製，感染、影響無數後人。
不朽由此成為可能，而北宋一代新觀念、新文風的形成亦因此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