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焦慮：人生百年間
就以上章節所見，麵對生命的衰亡與孤獨，歐陽修展現了一位哲者審慎的思辨與彬彬的風度。但在麵對個人的死亡，麵對時間之飛逝、令名之難就時，他又有怎樣一種焦慮、思辨和體悟？在永恒麵前，該當如何成就不朽？
實際上，時間命題在歐陽修詩文中可說是屢見不鮮。如林紓所雲，歐陽修山水之記力變柳宗元之體：“俯仰夷猶，多作吊古歎逝語。”過珙評曰：“坡公《淩虛記》，由盛而逆料其衰；歐公《東園記》，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同一感慨。”（見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第14則，見王水照編：《曆代文話》第7冊，第6363頁；過珙著，張廷華、沈鎔編：《古文評注全集》卷八《真州東園記》，上海：大東書局，1941年，第50頁。）但更可注意的是歐陽修在詩文中對光陰的種種數算：
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自老。
今日歡娛幾客同。去年綠鬢今年白，不覺衰容。（《歐集》卷九《嘲少年惜花》、卷一百三十一《采桑子》（畫樓鍾動君休唱），第103下—104上頁；第1014下頁。） “今年”、“明年”，“去年”、“今日”的反複思量與對比，所凸顯的是歐陽修對時間的自覺。如果說，這樣的體會在晏殊詞中也時有表述的話，那歐陽修的時間感懷也許在更明確的數字上表現得更為鮮明。黃文吉就說過，“十年”是歐陽修刻骨銘心的數字（黃文吉：《北宋十大詞家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第44頁。）。這樣的精確年日，顯然比“去年”、“今年”的模糊表述有了更強的針對性，詞的敘事性質因此也更接近於詩的寫實。如此，在“十年一別流光速”、“十年前是樽前客”、“十年一別須臾”、“十年歧路”、“十載相逢酒一卮”（《歐集》卷一百三十一《采桑子》（十年一別流光速）、《采桑子》（十年前是樽前客），第1014下頁；卷一百三十三《聖無憂》（世路風波險）、《臨江仙》（記得金鑾同唱第）、《浣溪沙》（十載相逢酒一卮），第1029上頁；第1031下頁。），甚或“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歐集》卷十四《寄渭州王仲儀龍圖》，第132上頁。）的感懷中，歐陽修深刻而明確地借著光陰的數算，同時清楚地數算了自己的生命曆程。
實際上，類似的計量還不止於“十年”。
《采桑子》（平生為愛西湖好）謂：“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主人。”（《歐集》卷一百三十一，第1014下頁。）嘉祐六年，《與吳正肅公長文》其十謂：“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同年，在《與王懿恪公君貺》其五中亦謂：“前日太清賞花……殆今二十五年，始遇茲盛事。”（《歐集》卷一百四十五，第1169下頁；卷一百四十六，第1180下頁。）不但賞花的盛事值得惦記，個人的文字同樣值得紀念：“熙寧元年九月六日，東齋閑覽，見餘三十年前自書小字，為之惘然。”（歐陽修：《書遁甲立成旁通曆後》，見《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補佚》，第2574頁。） “自蘇子美死後……往年予嚐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歐集》卷一百三十《試筆》“蘇子美蔡君謨書”條，第1008上下頁。）類似的例子還有《跋學士院題名》：“餘向在翰林七年……卻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閑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但跋並沒有在此結束，下麵還有一續跋：“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卻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餘作《內製集序》，亦為此語，英宗皇帝嚐加稱賞，為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歐集》卷七十三，第550上頁。）明明在嘉祐八年已跋，而熙寧四年還要再續跋，在其一跋再跋底下，是對過往歲月的回憶，是對英宗（還有仁宗）的感念，是對無法再來的翰林七年，還有嘉祐、治平多年的輔政之慨然，那“憂患凋零。老去光陰速可驚”（《歐集》卷一百三十一《采桑子》（十年前是樽前客），第1014下頁。）之觸動。《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題下注雲：“餘少時，嚐聞一鈞容老樂工箏聲，與時人所彈絕異，雲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複聞。至此始複一聞也。”詩雲：“樽前笑我聞彈罷，白發蕭然涕泫然。”（《歐集》卷十二，第121下頁。）乍讀之下有點像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一詩並序，說的都是時光，以及時光飄忽中的憂思感慨。
而更值得紀念的或是時光飄忽中已逝的故人：“餘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為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歐集》卷七十三《跋醉翁吟》，第551下頁。 ）短短一段文字裏，卻是滿滿的歲月痕跡，在至和二年、嘉祐元年、嘉祐五年與熙寧三年的數算中，在五年、十五年、十年的瑣碎訴說裏，歐陽修呈現的是人生如電如影的短促中，點點滴滴的光陰故事。
而光陰的故事之所以讓人感涕，主要因素自然是因為死亡。
皇祐二年，歐陽修離開潁州時說：“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歐集》卷一百四十五《與呂正獻公晦叔》其一，第1162下頁。）嘉祐六年，歐陽修自跋《醉翁亭記》時有感而發，在《書醉翁亭記後》寫下“西齋靜覽，思滁山之勝，絕不可見”（見《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補佚》，第2574頁。）之句。不管是“不可得”還是“絕不可見”，在時間疾逝、故事無法逆轉的背後，死亡才是真正無法回避的因素。所以《答連職方庶》其三雲：“第思場屋之遊，四十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牡丹記跋尾》中更有一段關於“死亡”的敘述：“右蔡君謨之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於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模本遺予，使者未複於閩，而凶訃已至於亳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死亡，正在那使者來與返之一瞬間，無聲無息，完全在人的掌控意料之外。類似的例子亦見《祭程相公文》：“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予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手書未複，訃已在門。昔者罇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沾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複何言。”（《歐集》卷一百五十一，第1226上頁；卷七十二，第542上下頁；卷五十，第358上頁。）從逝者生者曾有的歡聚、歲月之流逝、“手書未複，訃已在門”的愕然倉促、今昔對比的惆悵，到對死亡的無言體悟：既悄無聲息，又蠻橫有力。
對此，歐陽修曾經作過深刻的思辨。《感事四首》其一比較仕與隱，發現二者最後殊途同歸：“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逍遙林下士，丘壟亦相望。”《感事四首》其三比較“仙”和“鬼”，二者同樣沒有分別：“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雲超太虛。等為不在世，與鬼又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與梅聖俞》其二十一說到人生之愁苦：“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無有好處，惟當識者自遣之爾。”（《歐集》卷九，第102上頁，第102下頁；卷一百四十九，第1207下頁。）而自遣之道卻是“惟常守書冊危坐爾”（《歐集》卷一百四十九《與梅聖俞》其二十五，第1208下頁。）。
與其說死，不如論生。如此，晏殊的“富貴優遊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歐集》卷五十六《晏元獻公挽辭三首》其三，第417下頁。）似乎成了立身處世之道。有一些篇章的確反映了歐陽修這種優遊保身的思考，比如《與梅聖俞》其二十六談到學書之“力竭心倦，遂已”，原因是“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答呂公著見贈》說得更直接：“行樂不及早，朱顏忽焉衰。馳光如騕褭，一去不可追。今也不強飲，後雖悔奚為。”《送裴如晦之吳江》謂：“人生足憂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定風波》（對酒追歡莫負春）也說：“不是狂心貪燕樂。自覺。年年白發滿頭新。”《聖無憂》（世路風波險）亦雲：“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且歡娛。”（《歐集》卷一百四十九，第1209上頁；卷四，第72上頁；卷六，第84下頁；卷一百三十三，第1030下頁，第1029上頁。）
這樣的想法實際上也並不是歐陽修或者晏殊特有的思維，而是時代的共同精神。範鎮《東齋記事》記載當時盛事：“上親作飛白書，令左右搢笏以觀。又令禹玉跋尾，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群玉殿，上謂群臣曰：‘今天下無事，故與卿等樂飲。’中坐賜詩，群臣皆和。”《長編》也記載群臣：“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遂宴群玉殿……庚子再會於天章閣觀瑞物，複宴群玉殿。帝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從臣沾醉，至暮而罷。”（範鎮著，誠剛點校：《東齋記事》卷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頁；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九十七，嘉祐七年十二月，第16頁。）但“行樂”、“優遊”卻又明顯不是歐陽修思想中的主調。從他個人的生命曆程來看，死亡原是他很早就已經曆的“日常家課”：父親早逝、連續兩任夫人結婚不久即謝世、孩子們的早夭，加上眾多前輩故人、至交好友的離世，還有本身的早衰和連番病痛……因此，對於死亡，歐陽修的思辨與其說是一種純粹的反思與探辨，還不如說是他從生活實踐中推演出來的對人生真相的體會，對殘酷現實的感受和領悟。
舉例來說，歐陽修在滁州時寫有《畫眉鳥》一詩，後《書三絕句詩後》謂：《書三絕句詩後》記錄：“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鶯，後一篇餘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餘殆絕筆於斯矣。”（《歐集》卷七十三，第547上頁。）前麵仿佛還在回憶當年詠鳥之往事，敘說三人的相知會通，然後突然筆鋒一轉，說得斬釘截鐵：“餘殆絕筆於斯矣。”絕筆自是因為其對死亡無情、歲月冷酷的深刻體認。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謂“起坐為長歎”，似頗有阮籍之態，然二者所歎不同，阮籍所悲者為時代的離亂與個體命運的沉痛，而歐陽修詩則更多體現為時光流逝對個體生命的摧殘：“苦暑君勿厭，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贈沈博士歌》雲：“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漢西南移。”在形象化的描述中，歐陽修表述了死亡的陰影、生者之焦慮。因此《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總結曰：“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那些飲酒共遊的時光原來是一去不可追的，被死亡隔離的好時光：“仍思舊同局言笑之樂，不可複得也。”（《歐集》卷八，第94上頁；卷七，第87上頁；卷十二，第120上頁；卷一百四十七《與向觀察》其二，第1190上頁。）類似的感歎例子不勝枚舉。
而也正是在這樣深沉的焦慮、感慨與思辨中，歐陽修逐漸表現了一種似乎接近儒者立場，但其實又有別於傳統儒者立場的“不朽”觀。
第二節集古：一時之盛集
歐陽修編定的《居士集》一開篇就是《顏蹠》：
回仁而短命，蹠壽死免兵。……蹠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顏子聖人徒……死也至今在，光輝如日星。（《歐集》卷一，第49上頁。） 最可怕的也許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導致的價值的消亡：“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為庸人以死爾。”以至於與草木鳥獸“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歐集》卷一百四十五《與王文公介甫》其一，第1166下頁；卷四十三《送徐無黨南歸序》，第320上頁。）。換言之，引發焦慮者並非死亡自身，而是死亡所奪去的記憶與價值。追述記憶、尋找價值、肯定存在的意義，並嚐試賦予不朽的光環。這是歐陽修一開篇就打開的話題，而這樣的話題在他其後的詩文中不斷被延續。
實際上，這是個古老的命題，問題在於：要如何不朽？不朽可能存在嗎？
《左傳》似乎已經提供了答複：三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幾成後代士大夫們的集體追求。然而，回到現實層麵，對一般士大夫來說，立德或立功的可能是相對渺茫的，且往往取決於外在客觀條件的配合，可能做到的隻有立言。但歐陽修對此的立場卻似乎有些反複。初貶夷陵時，歐陽修曾致書尹洙，商議合撰《五代史》，試圖以“立言”取代“立功”：“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慶曆八年，在雙眼“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為廢人”的憂慮中，真正所慮者其實是立言的無成：“所憂者，少撰次文字未了爾。”（《歐集》卷六十七《與尹師魯第二書》，第510下頁；卷一百四十七《與王文恪公樂道》其一，第1183上頁。）這大概也是慶曆新政失敗後的情勢所逼，事功不成，隻得立言。
但歐陽修更多時候卻又偏向“立德”。《答祖擇之書》提到意得、心定、道純、中充實，然後“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毅”（《歐集》卷六十八，第517下頁。）。換言之，修身立德才是施事與為文的先決條件。《送徐無黨南歸序》謂：“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若顏回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歐集》卷四十三《送徐無黨南歸序》，第320上下頁。）五代事梁的王彥章雖善出奇，最終仍是無法成就大業，後代紀念他的鐵槍寺，與其說是他“立功”的見證，更毋寧說是他“立德”之成果：“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歐集》卷三十九《王彥章畫像記》，第296下頁。）書法家“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複見爾。”還有韓琦：“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進而垂無窮。……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歐集》卷一百二十九《筆說》“世人作肥字說”條，第1005上頁；卷四十《相州晝錦堂記》，第305上頁。）諸如此類，可見歐陽修眼中的“功”與“德”總是息息相關，且“德”者往往勝於“功”：“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歐集》卷四十《峴山亭記》，第305下—306上頁。）
有趣的是，歐陽修的“反複”與矛盾又在此凸顯。立德之“固不待施於事”雲雲在理論上似乎行得通，但在實踐上，曆史所呈現者卻非如此。比如王彥章，他的“不朽”靠的其實是“物”與“言”，即其畫像的保存與曆史的文字記載。雖然歐陽修堅持“公之不泯者，不係乎畫之存不存也”。但對於王彥章的畫像，他還是“命工完理之”，因為“完之複可百年”，且因為“舊史殘略”，而“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歐集》卷三十九《王彥章畫像記》，第296上下頁。），並將家傳加入他私撰的《新五代史》中；而韓琦的功德更是要倚靠“金石”的記錄與“聲詩”的流傳，如此才能“垂無窮”。換言之，不管是立德還是立功，最終的不朽似乎還需靠“立言”，立言是德與功不致湮沒，得以展現的前提。而據以立言者則是“物”。
問題是，歐陽修其實非常清楚“物”之不可恃——特別是“金石”。
《唐孔子廟堂碑》謂：“餘為童兒時，嚐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複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唐人書楊公史傳記》雲：“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其字畫之法，乃唐人所書爾。今才幾時，而摩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歐集》卷一百三十八，第1092下頁；卷一百四十二，第1139下頁。）《敦銘》亦謂：“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托於金石而後傳，其堙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十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歐集》卷一百三十四，第1043上頁。）明顯的例子還有其《集古錄跋》真跡：
右漢楊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滅，惟其銘雲“明明楊君”，其姓尚可見爾。……其終始頗可詳見，而獨其名字泯滅為可惜也。是故，餘嚐以謂君子之垂乎不朽者，顧其道如何爾，不托於事物而傳也。顏子窮臥陋巷，亦何施於事物耶，而名光後世。物莫堅於金石，蓋有時而弊也。（《歐陽修集古錄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第5—8頁。） 文章表麵說的似乎是“道”之不朽，“不托於事物而傳”，但歐陽修也清楚知道，顏回之“傳”很大程度上依靠的仍是“物”與“言”，比如《論語》，因為聲名傳播仍須有必要的載體依附：“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歐集》卷三《重讀徂徠集》，第64下頁。）而這或是歐陽修編《集古錄目》的動機：
愚家所藏《集古錄》，嚐得故許子春為餘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為一書，謂可傳久。”餘深以其言為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為《集古錄目》。（《歐集》卷一百四十八《與劉侍讀原父》其二，第1191上頁。）
取金石上的文字之要，著為一書，這是歐陽修的重要突破，不但因此“解決”了金石不可恃的困惑，也基本保證了曆史與許多人事的流傳。歐陽修曾不無自豪地宣稱：“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歿不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非事載斯誌，而誌錄於餘，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知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湮沉泯滅，非餘偶錄得之，則遂不見於世矣。乃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歐集》卷一百三十九《唐魏載墓誌銘》，第1099上下頁；卷一百三十八《唐辨法師碑》，第1095上下頁。）換言之，在時光與死亡所導致的隔離中，《集古錄》成為跨越這種隔離的強烈的動力。《賽陽山文》雲：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餘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餘頑然蒙上保全，……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餘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為知製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並書之。（《歐集》卷一百四十三，第1148下—1149上頁。） 歡然同飲者六人，亡者四，存者三；同修《唐書》者七人，亡者五，存者二。類似的例子是《唐韓覃幽林思》：“餘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餘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餘在爾，感物追往，不勝愴然。”（《歐集》卷一百三十九，第1101下頁。）歐陽修無法避開故人的謝世，正如他無法延長同飲、共遊的盛集，但他可以“書”寫、可以感“物”，《集古錄跋》由此成為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失去的時光之印跡，甚至成為更古遠人事的記錄。盡管這樣的“書”寫、這樣的感“物”力量，在短暫的時光與倉促的死亡麵前，其實是那麼的微薄。
再以歐陽修所收集的銘刻《唐華嶽題名》為例，其上的題名時間跨度“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 蓋有唐極盛之時也。……蓋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歐集》卷一百三十九，第1104下—1105上頁。）
歐陽修特別書明寫作日期是“清明後一日”。應該說，歐陽修的撫卷感慨中，主要體會的正是死亡與存有的問題。兩百年間，五百餘人，留下的隻有風霜剝裂的名字——但名字畢竟還是被留了下來，雖然不一定可以傳播開來。
如此，不管是與歐陽修同飲的那五個人還是同修《唐書》的六個人，不管是同遊嵩山的那五個人，還是唐五代兩百年間遊過華山的那另外五百個人，似乎沒有關聯——這一邊是歐陽修親密的故交，那一邊則是一大群陌生的、身世背景模糊的身影，他們卻都曾經存活，曾經遊樂，曾經歡笑，曾經經曆時代的盛衰，曾經麵對生命的磨難，最後“卒歸於共盡”。這是人生的真相，是歐陽修體悟最深刻者，關於盛集之一時，關於死亡的無法回避——但他們的名字和生命卻不一定要被遺忘。不朽也許是個未知，流傳/流播或者卻是可行。
第三節立言：以文字傳遠
而歐陽修對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謝氏詩序》中，歐陽修在稱道女詩人謝希孟才華之餘，又為之惋惜：“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薑、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歐集》卷四十二，第315下頁。）正如謝希孟的才華需要“傑然巨人”來為之推介，要在曆史中留下不朽之名者亦需要“左丘明、司馬遷之筆”：
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為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歐集》卷一百四十二《唐田布碑》，第1132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