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於嘉祐七年的《與劉侍讀二十七通》其二十六中，歐陽修曾提到他對“物”的喜好：“昨日……兼複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乃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歐集》卷一百四十八，第1195下頁。）而類似這樣的表述在歐集中或是個常態（如《有贈餘以端溪綠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餘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亦是一例；《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自言“為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再和》則謂：“佳玩能令百事忘。”見《歐集》卷八，第93下頁；卷十一，第111上頁；卷十二，第123下頁。）。歐詩喜言酒、茶、琴、棋、書、畫，亦喜言花鳥、山水（見汪淳：《韓歐詩文比較研究》，第473—486頁。另外，比較韓愈與歐陽修的詠物詩，韓詩約五十二首，歐詩則有約一百二十二首，蓋歐氏愛好古物，尤喜欣賞藝術之珍，以及當代稀有之物，故詠物詩特多。見汪淳：《韓歐詩文比較研究》，第327頁。）。在一些篇章中，歐陽修還曾詳細地描繪其賞玩之“物”所以動人之處，如《盤車圖》謂：“愛其樹老石硬，山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向背各有態。”《月石硯屏歌序》謂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奇物也”。《與陳比部力》其三更是直言驚歎：“石屏大是奇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器，千萬為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嚐見。”《試筆》中論及“李邕書”：“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歐集》卷六，第84下頁；卷六十五，第493上下頁；卷一百五十二，第1233下頁；卷一百三十，第1008下頁。）
究其實，收藏作為一種文化行為，大概唐代中期在文人士大夫間已成風尚。至兩宋，歐陽修、劉敞、楊褒等都有收藏的愛好（呂肖奐對楊褒的收藏有較細致的梳理，以為是宋代文人的一種典型。詳參其《宋代同題唱和詩的文化意蘊——以一次有關琵琶演奏的小型唱和為例》，《焦作大學學報》2008年7月第3期，第1—2頁。），後來還有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等也都倡導、參與集藏三代以來金石遺文、彝鼎古器，並精研結撰，成書《集古錄》、《集古錄跋尾》、《金石錄》等，開了金石收藏、考據、研究之先風。蘇軾在宋代文人雅士中也堪稱慧眼獨具的收藏鑒賞家，他在文章中把收藏行為提升為人與物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以為“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蘇軾：《蘇軾文集》卷十一《寶繪堂記》，第356頁。）。這種心不應為物所牽製的想法在歐陽修的詩文中其實已有體現。《試筆》“學真草書”一則說到“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菱溪石記》謂：“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遊鯈亭記》也提到“壯者之樂”，然而這種“樂”須待“崇高之丘”、“萬裏之流”而後得之，對外物仍有所依恃，不是充分自由的，更進一層的境界是：“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歐集》卷一百三十，第1007下頁；卷四十，第301下頁；卷六十三，第476下—477上頁。）強調人不為物所擾的一麵。歐陽修論及書法時，對此亦有清楚的表述。《筆說》“學書靜中至樂說”一則謂：“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汩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歐集》卷一百二十九，第1003下頁。）歐氏將不同的心、物關係分為三等，就心、物關係所作思考相結合，透顯出其中的哲理內涵。但必須注意的是，蘇軾的“寓意”而不“留意於物”（晁補之曾提及蘇軾對陶淵明的看法，說陶是“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見《無咎題跋》卷一《題陶淵明詩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顯然重點更在於強調其空明超脫之“適”，而歐陽修對“物”的看法則既非“收藏”的物質層麵或者“寓意”的思想層麵，而更多是在表達一種深重強烈之“情”。情感才是歐陽修藏物玩物背後的真意。
以《集古錄》為例。歐陽修為銘文寫跋尾的真正原因，或者並非如序言所引述的“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雲雲，而更是出於一種對這些“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所能帶來的愉悅滿足，所謂“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歐集》卷一百三十四《集古錄目序》，第1036下—1037上頁。）的心態，如其所自言：“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秋暑困甚，覽之醒然。”“大熱，玩此以忘暑。”“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隻見此等物，粗有心情，餘皆不入眼也。”（《歐集》卷一百四十六《與馮章靖公當世》其七，第1175上頁；卷一百四十《唐明禪師碑》，第1110上頁；卷一百三十九《唐鄭預注多心經》，第1108上頁；卷一百四十六《與王懿敏公仲儀》其五，第1176下頁。）或者索性就說是一種“好古之僻（癖）”，如《後漢無名碑》一條就非常清楚地說明：無名碑不但文字磨滅，姓氏名字皆不可見，且不能成文，歐陽修自己也非常清楚這樣的碑文未必皆“適世之用”，但他還是將之收藏，原因無他：如果任其“埋沒零落”，“尤以為可惜”（《歐集》卷一百三十六，第1072下頁。）。如此，像“好古”、“可惜”這般的賞玩動機或已成為歐陽修鄭重收藏無用之物的原初心情，而“無用”也似乎是歐陽修大部分賞玩之物的共同特征，雖則歐陽修也強調“有益”。在這裏，“無用”是相對“有益”而言。盡管歐陽修的一些玩賞之物可能價值不菲，但無論如何仍屬於遣興消閑、無關社會效益的“無用之物”。比如歐陽修好書法，而“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本朝此科廢，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朱弁：《曲洧舊聞》卷九，第72頁。）即為一例。實際上，歐陽修也不是一味沉溺於“無用”，在他多篇討論銘文史學價值的文字中，“不為無益”這樣的字眼曾重複出現：“謂餘集古為無益，可乎？”“乃知餘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為玩好而已。”（《歐集》卷一百三十六《後漢孫叔敖碑》、卷一百三十八《唐孔穎達碑》、卷一百四十一《唐韓愈黃陵廟碑》，第1067下頁；第1095下頁；第1126下頁。）其子歐陽棐也在《錄目記》中說：“家君命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歐陽棐：《錄目記》，見《歐集》卷一百三十四，第1037上下頁。）有趣的是，即或是在重申銘文曆史價值的同時，歐陽修也仍然不隱瞞其“玩好”、取“無用之物”之情，如此，歐陽修的賞玩經驗就跳出了“用”的圈子，成了“無用”的觀賞、反省的對象，似乎隻是賞玩，卻因此蘊含深刻的情感意味。
當然，歐陽修在本質上是個學行謹肅，同時對時事持經世致用主張的一代士大夫，以為“非道之於人遠也”，非議文士的“棄百事不關於心”，將“道”與生活中的“百事”聯係起來，認為治經要能關心時事才是為道的具體呈現：“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賦予“道”以平易務實的詮釋。換言之，“道”是要有用的，是有益於人世的：“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歐集》卷四十七《答吳充秀才書》，第343下頁；卷六十六《與張秀才第二書》，第499下—500上頁；卷四十八《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其二，第347上頁。）這是他一生念茲在茲的理念；但就情感層麵來說，歐陽修也同時是個有情之人，堅持“與物有情寧易得”（《歐集》卷五十六《和晏尚書自嘲》，第413下頁。），在對待似乎“無益”、被棄置冷落之“物”上，他更是另有一種執著的情感（艾朗諾提及世人對銘文的冷落與歐陽修個人的身世經曆交織，認為這或者也是歐陽修收藏之另一動因。見艾朗諾（Ronald Egan）著，潘玉濤譯：《對古“跡”的再思考——歐陽修論石刻》，朱剛、劉寧編：《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第59—60頁。）。比如他在《試筆》中提到的“南唐硯”，早在貶夷陵前就已收藏之，他沒有說明收藏的原因，但肯定不是因為硯的古舊或是其價值，因為他在人棄我取的時候“亦不知為南唐物也”，如此，收藏也許隻能是因為硯的主人“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雖然後來“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但“寶惜”的重點原因仍在“故國之物”所含蓄的情感內容而非其外在價值。見《歐集》卷一百三十《試筆》“南唐硯”條，第1006下頁。）。另外，歐陽修的“玩好”亦往往不是純粹的“玩賞”，他的所謂賞與玩總要適時地加上歐陽修式的對人生悲歡的理解與看法，語調也許和緩，感情卻不免有些憂傷。以至和二年的《和劉原父澄心紙》為例，澄心紙“純堅瑩膩”，確是南唐留給後世的“精好”之物，但歐陽修明顯在吟詠澄心紙的同時，還要另外為三位摯友石延年、蘇舜欽與梅堯臣鳴不平，特別是“二子雖死此翁在”的梅堯臣，所遭遇者乃“詩翁餓欲死”的可悲命運。如此，物雖好，時代卻已非“當時百物盡精好”（《歐集》卷五，第80下—81上頁。）的時代，有資格在澄心紙上下筆的人才更幾乎零落殆盡。在賞物的同時，歐陽修還為他個人、朋友以至時代發出了一種悲感的、發乎深情的憑吊（劉敞亦記此事，《去年得澄心堂紙甚惜之輒為一白邀永叔諸君各賦一篇仍各自書藏以為玩故先以七言題其首》詩：“憶昔繁麗今塵埃……亦恐歲久空成灰”雲雲，以憑吊傷古為主要精神內涵，與歐陽修的“玩”為表、情為裏實有本質上的不同。見劉敞：《公是集》卷十七，第193頁；另外，梅堯臣集有《永叔寄澄心堂紙二幅》、《依韻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兩首：“當時國破何所有……但存圖書及此紙。……君今轉遺重增愧，無君筆劄無君才。”“歐陽今與韓相似……石君蘇君比盧籍，以我擬郊嗟困摧。”前一首詩從懷古到傷己，後一首則以歐陽比韓愈，自己比孟郊，再歸結到個人命運的坎坷，其實已經離開賞玩的內容。見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第156頁，卷二十五，第800—801頁。）。如此，說到底，歐陽修的玩物書寫往往不滿足於對“物”的客觀敘述而是更著重於那特定之“物”與他私人生活的重要關係（Ronald C.Egan，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p.36.）。就筆者所見，這樣的私人關係又往往與他曾有的賞玩經驗與情感記憶有關。
舉《李秀才東園亭記》為例。一般類似的“記”大概離不開對“東園亭”的讚美之詞，而歐陽修的“記”卻從園亭的所在處隨州，即歐陽修成長的地方開始，以“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作為對隨州的總結，不但如此，在介紹東園時，歐陽修的重點也不在東園本身，而在他個人幼時的記憶，以及如今重來故園的體會，還有對未來東園“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其泐乎”的預見。這樣的記載，當然超越一般賞玩的範疇，而成為他對世事無常的感歎，以及由此而生的對賞玩之“物”——不管其狀況之好壞——的深情記錄：“隨雖陋……豈能忘情於隨哉。”（《歐集》卷六十三，第474上下頁。）
還有《洛陽牡丹記》。歐陽修從花品、花名說到風俗，從他在洛陽雖“四見春”卻“未嚐見其（牡丹）極盛時”的遺憾，到侃侃而談各種洛陽花之花色特征，再到“洛陽之俗，大抵好花”，關於接花、種花、澆花、養花、醫花，皆娓娓道來，“其愛重之如此”（《歐集》卷七十二，第538下—542上頁。）。
梅堯臣有《範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詩話》對之極為讚賞（《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八，第117頁；《歐集》卷一百二十八《詩話》，第997下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葉夢得的記載：“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鱠者，以為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為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鱠，必提魚往過聖俞。”（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第82頁。）換言之，當歐陽修晚年在《詩話》中提及梅堯臣此詩，詩歌重點或已不隻是詩歌藝術的高妙，而更包括“河豚”此“物”所喚起的欲望和曾經的奇異美食經驗，以及那些曾經共享美好時光的已逝故友。在表層客觀詩藝評論的底下，卻烙印著深層的文化曆史記憶與存留永久的情誼。
《詩話》中還另有一段動人的記錄：
蘇子瞻……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子瞻以餘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餘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斫，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囊，二物真餘家之寶玩也。（《歐集》卷一百二十八，第997下頁。）
“布”作為一個物件，包含著梅堯臣詩歌被廣泛傳播與接受之意義，它的欣賞者甚至還包括邊遠地區的夷人；再者就是蘇軾對歐陽修心情的理解與友好的饋贈，至此，布成為珍貴的“寶玩”，不是由於它作為商品的商業價值，甚或也不隻是因為布上所編織梅堯臣詩歌的文學價值，而是因為其中所凝聚的深厚情感與深遠記憶。古琴與蠻布，清越的音樂與流傳遠方的文學，看得見的物與看不見的深摯情誼，至此皆包含在對二物的玩賞之中。類似的例子還有石延年為歐陽修寫在澄心紙上的詩。石的書法“體兼顏柳，為世所珍”，詩則是“曼卿平生所自愛者”，故歐陽修說他“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餘家寶也”。《跋三絕帖》亦謂：“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複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為過矣。”（《歐集》卷一百二十八《詩話》、卷七十三《跋三絕帖》，第1001下頁；第551下頁。）一而再再而三，歐陽修發出了對類似的“絕”、“寶”之讚賞，而讚賞的背後是深長的對已逝故交之追念和感歎。
又如《三琴記》。儒家常以舒緩平和為音樂的最高境界，一般士人受傳統禮樂教育影響，也常以琴為音樂的審美理想。雖然唐宋以後，由於其他樂器的流行，欣賞古琴的人比較稀少，所謂“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一《廢琴》，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6頁。）。但歐陽修仍是少數喜歡古琴，以其為古器者：“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為古曲聲，如與古人言。”他年少時即曾學琴，早年就有“揮手嵇琴空墮睫”、“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境寂聽愈真，弦舒心已平”這樣的詩句；在滁州時曾敘寫他聽李道士彈琴時的震撼：“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嘔啞。”（《歐集》卷四《彈琴效賈島體》、卷五十五《舟中望京邑》、卷五十一《江上彈琴》、卷四《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其二，第70上頁；第408上頁；第382下頁；第69下頁。）到了晚年寫《三琴記》，其賞玩心得就愈見深沉。文章表麵上是對他所擁有的三張琴之介紹：張越琴如何，樓則琴如何，雷氏琴如何，但說著說著，就說出了賞玩的真意：世人多用金玉蚌琴徽，但“燈燭照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因此“老而目暗”的他喜無光、黑白分明的石徽琴，且在“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歐集》卷一百三十《試筆》“琴枕說”條、卷六十三《三琴記》，第1006下頁；第480上下頁。），甚至“耳衰聽重手漸顫”（《歐集》卷八《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第95上頁。）的狀況中，歐陽修仍能以一曲《流水》和數小調弄，時時作之以自娛自適。這樣看似平淡的敘述與自嘲中其實包含了他在衰病中（《三琴記》謂：“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見《歐集》卷六十三，第480下頁。）對人生的深刻體會，既表達了對琴曲的鍾愛，更曲折表述了其晚年的賞玩意義：不在器物的精巧，不在足以炫耀的輝煌，而在平實的自適與厚重的情感（《書琴阮記後》記其得張越琴與雷琴的經過：“官愈高，琴愈貴，而意愈不樂。……”由此歸結而得出“乃知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適，無弦可也”的結論，見《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補佚》，第2575—2576頁。而在《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中，歐陽修則清楚表明在貶謫夷陵的失意中曾以古琴彈奏《流水》之曲而“聊以自慰窮山間”，則他在琴曲的彈奏中實蘊含幾許感懷與深情。見《歐集》卷八，第95上頁。）。
再者，這種賞玩也展現了北宋一代士大夫們的生活情趣與文化素養。就現存詩文來看，宋人喜養寵物，而文人飼養寵物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在飼養賞玩之餘，還常常為這些動物寫詩表示讚賞，將對動物的賞玩之情上升到詩歌創作、文化欣賞的高度。比如歐陽修有詠兔詩，梅堯臣中有《永叔白兔》、《重賦白兔》詩，朱東潤同係嘉祐元年；還有一首可能是嘉祐四年的《賦永叔家白鸚鵡雜言》（據歐陽修《白兔》詩雲：“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裏持為翰林寶。”歐陽修遂舉行了前後兩次唱和。第一次唱和正在嘉祐元年。劉德清將此次唱和係於至和二年末，然據歐陽修嘉祐四年《答聖俞白鸚鵡雜言》所雲：“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粵明年春玉兔死。”則可知歐陽修是在嘉祐元年得到白兔，嘉祐二年春尚在鎖院唱和，出院不久兔子已死。如果是至和二年得到白兔，嘉祐元年春白兔已死，就不可能有嘉祐二年“思白兔”等詩的唱和。朱東潤將梅此次唱和三首詩均係於嘉祐元年是正確的。此說法參呂肖奐：《宋代唱和詩的深層語境與創變詩思——以北宋兩次白兔唱和詩為例》，《四川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第28頁；劉德清說法見《歐陽修紀年錄》，第277頁；歐陽修詩見《歐集》卷五十四，第400下頁，卷八，第94下頁；朱東潤說法見《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六，第825頁；梅堯臣詩見卷二十六，第896頁，第900頁；卷二十七，第989頁。）。而劉敞集中也有《題永叔白兔同貢甫作》，均為與歐詩的唱和之作（劉敞：《公是集》卷十七，第193頁。）。
這可從嘉祐二年春的第二次白兔唱和進一步佐證說明。當時歐陽修知貢舉，與韓絳、王珪、範鎮、梅摯四人同知貢舉，梅堯臣為小試官，鎖院五十日。鎖院期間，六人閑以詩歌唱和為樂，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歐集》卷一百二十七《歸田錄》，第993上下頁。）。而為白兔唱和是其中一個節目。此次白兔唱和現存五首詩中歐、梅各二首，王珪一首，五首詩內容前後相承，均為遊戲之作，戲謔氣氛比首次唱和濃厚得多。首次唱和的詩人們在詠物時都注重詠懷，因此他們筆下的白兔形象鮮明，文化意味強烈，而且有濃厚的個人情緒色彩。而第二次唱和則因加入白鶴、舞姝以及唱和者的行為，思路與主題都有所變化，白兔的形象性以及個人精神寄托性都有所減弱，突出的是詩人個人的審美情趣與愛好以及對唱和過程的描述，並且使白兔詩的命意、思路、想象得以拓展，表現了歐陽修詩歌創作中一種努力不懈追求思維定式與局限的超越之意識（呂肖奐：《宋代唱和詩的深層語境與創變詩思——以北宋兩次白兔唱和詩為例》，《四川大學學報》第31頁，第34頁。）。後來歐陽修的《戲答聖俞》把玩寵物的原因說了出來：“豈如玩物玩其真。凡物可愛惟精神，況此二物物之珍。……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歐集》卷六，第85下頁。）而這才是構築詩人們唱和的深層語境，見宋代文人在金石古玩、飲食文化等生活雅趣之外，對植物、動物等的欣賞、品味（詳參呂肖奐：《宋代唱和詩的深層語境與創變詩思——以北宋兩次白兔唱和詩為例》，《四川大學學報》第33頁。），以及由此引發的文人雅集活動。這是宋代文人具體的生活，抑或是宋代詩歌人文旨趣所產生的具體環境（此外，根據王水照的觀察，這段“鎖院”期間的詩歌唱和亦反映了宋代詩歌酬唱之風漸開的情況，且有較多的次韻之作，雖不免其對詩歌創作的負麵影響，卻也在眾人角逐爭勝、雕心刻腎中刺激運思的活躍，鍛煉和提高創作的技巧，增添文人生活的雅化情趣。詳見王水照：《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王水照自選集》，第233—235頁。）。有趣的是，借由詩歌的唱和與詩友的歡聚，歐陽修還對後來的鎖院唱和傳統有了積極的影響。嘉祐四年，歐陽修為詳定官，鎖宿時再次唱和（詳見《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九《和永叔六篇》詩序，第1079頁。）。《蔡寬夫詩話》記載：“諸公相與唱和，自是遂為禮闈一盛事。”（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九，第205頁。）元祐三年，蘇軾知貢舉時與黃庭堅、李公麟、蔡天啟、晁無咎等為僚屬，唱和尤盛。方回記載雲：“歐、蘇大老，昔司文衡，賦詩較藝，兩用其至，綽綽有餘。”（方回評注見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梅堯臣《較藝和王禹玉內翰》詩後，第73—74頁。）據此，歐、蘇主導的兩次唱和竟成為後世文學史上以歐、蘇為中心的先後輝映的兩次重要文學活動。歐陽修的賞玩雖似是一種友人間的以文為娛，但他們的文化氣度卻也是在這樣的雅集唱和中得到了深層次的體現。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的賞玩無論如何投入，中間還是會有一種主體與客體的差別，一種賞玩者從上俯視鑒別被賞玩之物的眼光，而歐陽修卻非如此。在嘉祐四年所作的《有贈餘以端溪綠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餘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歐陽修還有一首《病暑賦》：“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賴有客之哀餘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寢兮……”見《歐集》卷十五，第140下頁。）一詩中，歐陽修謂：
嚐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鐺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歐集》卷八，第93下頁。）
很明顯，歐陽修把自己與物並列排置：“與二物為三”，如此，他所表達的已非賞玩者與賞玩對象的主客關係，而是一種並列關係；其次，在賞玩之物的層次方麵，則以“睡”和“枕簟”這種常人的俗事俗物對比“飲酒”所可能象征的雅興風流；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對喜好的表達上，不同於李白式“好”酒甚至願意“同生死”的激情和玩笑，歐陽修出之以一種貌似平淡無奇、娓娓道來，卻又極富哲理性的平實敘述，將本來限於自得之樂的玩物意趣以思理出之。筆者以為，這樣的眼光實際上已經是後來《六一居士傳》中與物同伍，“與五為六”（蘇軾：《蘇軾文集》卷六十六《書六一居士傳後》，第2049頁。）的重要先聲，它所標明的不是其表麵所呈現的簡單的對“睡”的喜好，而是賞玩者與那生活中似乎無足輕重之“物”的合為一體。前麵說過，“無用”似乎是歐陽修大部分賞玩之物的共同特征。而當歐陽修本身也成為了“物”，他實際上似乎就是在暗示自身也是個對社會無用而孤獨的存在（歐陽修在《與謝景初》一書中自嘲“懶於為學，惟喜睡爾”。在《六一詩話》中則曾提到京師的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宴遊之樂”。兩相對比，他本身即是個例外，而這樣的例外放在為學事役有益、睡覺宴遊無用的情境中，自然不無自嘲與孤獨之意。《歐集》卷一百五十二，第1237下頁；卷一百二十八，第997上頁。）。
這是一種新的觀照眼光：眺望主體同時也成了被眺望的客體，一方麵既超越了功利性的“占有”心態，另一方麵又背離了認知性的“有用”觀念，成為更純粹的審美精神狀態——也許玩賞無用，也許隱逸無用，但他/它同時是一個無可否定的超越本體束縛與世俗羈絆的客觀之存在，是自完自足的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並非因“境”而生“感”，由“感”生“情”，終於“情境”可以交融無間，因自我的“延續”（extension）而導致的“同一”所創造的一個無間隔距離的“綿延”（continuity）世界；而是歐陽修以“心”體“物”，以“物”喻“我”，因此“物我”界限泯滅，自我因“轉位”（transposition）而形成的“同一”，物物“相等”（equivalence）的心遊無礙世界（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第13頁。）。故茅坤評《六一居士傳》謂：“文旨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見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第127頁。）
由此，歐陽修通過對古器銘文亭園花木琴書等“物”的賞玩敘述，一方麵突出強化了他作為北宋文人特有的一種“朝看畫，暮讀詩……得此可不饑”（《歐集》卷六《盤車圖》，第84下頁。）的情趣追求，另一方麵又彰顯其所追求的其實並非賞玩本身，而更在於賞玩者所著力描述的對人生的深刻體悟、對美好物事與故人的真實情感，以及內化為生活實踐的理念堅持。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這樣貌似隨意的賞玩之中，歐陽修以“物”為個體之喻，賦予原本無足輕重、遣興消閑之“物”與濃重的文化性格，既非 “以我觀物”，也不是“以物觀物”（邵雍曾經如此分別二者：“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並且如此解釋“以物觀物”：“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於其間哉。”見邵雍著，黃畿注：《皇極經世書》卷八上《觀物外篇》，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6頁；卷六《觀物內篇》，第295—296頁。），而是表現了一種與賞玩之“物”同伍共老的重新觀照，甚至因此泯滅作為玩賞之主體，而與玩賞之客體對象融為一體（川合康三：《中國的自傳文學》，第112頁。）。如此，在北宋政壇險惡的人事鬥爭排擠中，在天下“無事”、士大夫難有所為的失意彷徨中，對“物”的表麵賞玩背後，具體呈現的其實是一種對進退自若、不為世俗羈絆的君子大節之向往。
這是歐陽修“六一風度”之一麵，而“戲遊”則彰顯了其另一麵。
第三節戲遊：群芳過後西湖好
孔子有雲：“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楊伯峻：《論語譯注》，《述而篇》，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7頁。）而上文所述歐陽修的“五物”，除了藏書，其他如書法（金石遺文）、琴、棋與酒，都隻能是“藝”，隻能以一種遊戲的態度來對待。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為道，道之為藝”（《宣和畫譜》卷一《道釋敘論》，《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9頁。）則是宋人的道藝觀。依據歐陽修對“道”的強調，則其相對於傳統士人的遊弋於書畫琴棋之間，其“戲遊”又有何不同？
歐陽修在洛陽時曾寫有一篇《養魚記》。文章以“湛乎汪洋”，且使人“渺然有江湖千裏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來形容養魚的小池。後來養魚的童子擔心小池無法收容所養的魚，決定“活其小而棄其大者”，歐陽修沒有肯定地告訴讀者他最後的感觸，但他給讀者一個清楚的畫麵對比：“巨魚枯涸在旁”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此時的歐陽修正值盛年，因此可以想見他對巨魚的認同感肯定更大，但有趣的地方也就在這裏：文章似乎是他對個人前途準確的預見，不久之後，歐陽修離開洛陽赴京，並且遭遇了長期的貶謫與流落，他正如他筆下的巨魚，因人的“囂昏”、“無識”（《歐集》卷六十三，第476下頁。）而落得棄汰之命運。不同之處是，他並沒有因此“枯涸在旁”，反而學了小魚的“遊戲乎淺狹”。“遊戲”的生活哲學至此似乎也就成了他一生的重要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