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結論則旨在對歐陽修的文學與情感世界作一總結。就此“世界”所見，歐陽修當然是，但又不僅僅是文學上從唐轉宋的一個中介環節。這一時期他的文學與情感現象，就個別而言，在文學史上固然有其意義，而若放在其影響文學與士人風氣、作為宋代文壇的領袖這樣的超然地位上再仔細揣摩，則其對宋人的意趣、思辨、理想追求，以至北宋一代文學思潮及文學發展的脈絡，更是有巨大的影響。如此，上編的四章是對歐陽修與人、與地的曆時空梳理，既是全局的勾勒，也是情感的鋪墊，所強調者是其交遊、經曆甚至時代變局所成就的“歐陽修”；而下編三章則更側重於進一步探究歐陽修的內在情感與外在表現，麵對內在生命的病衰、死哀、孤獨，如何外現為玩物與戲遊的反省，如何展示出北宋士人的彬彬風度與剛勁的精神麵貌，進而成就生命的不朽。
第四節方法：文本的細讀與體察
本節旨在闡明本書的研究方法。大體而言，筆者將采取宏觀細察，即宏觀的視野、微觀的切入來進行研究，以期能對歐陽修的文學與情感世界有更深層及全麵的詮釋。就研究方法而言，希望能以文本研究、中國傳統文論以及現代西方文學理論去架構歐陽修文學中的生命體驗，借此呈現歐陽修文學中所蘊藏的情感世界。就觀察視角而論，則本書想在吸收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就其交遊體驗、地域書寫、生命底色、風度展現、不朽省思等具體問題作個案式探討，期望透過歐陽修，能夠折射出北宋士大夫群體某些整體性的動向。
首先，從古籍原典入手，應該是尋求思想論述脈絡最為直接的方法。就歐陽修本身的研究來看，他把研究《詩經》的書命名為《詩本義》，即說明該書是一部闡釋《詩經》詩篇原始詩意的著作。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因文求意”，即拋開詩篇外附加的種種內容，特別是毛傳、鄭箋的內容，而直接對詩篇語言文字進行解讀，以探得詩人創作之初的意思和情感。如《何人斯》中所雲：“因其言，據其文以為說，舍此則為臆說矣。”（歐陽修：《詩本義》卷八，《四部叢刊三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2b頁。）而本書的研究亦旨在“因其言，據其文以為說”，將注意力專注在文學文本（text）之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學原本是一種“非實用”的言說，即不具有立即的實用效果，而中國文學，特別是古代的文學，卻是“實用”的文學。比如呂思勉就曾推許王安石的《上皇帝書》為“宋代第一大文”（呂思勉：《論學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11頁。）——即或王安石在書寫這篇文章時將之視為“國是”，而非“文學”。事實往往如此：一件作品的生命，可能以政治、曆史或哲學為始，繼而漸被列入文學；或者可能以文學為始，繼而因其考古的意義而成為查考史料背景的文獻。因此文學的文學性，或者是與生俱來，或者是曆練而成，又或者是因外力強加而成。如此，在閱讀處理歐陽修的書啟奏狀時，這些“材料”是否文學，所根據的或者就不僅僅是宋代人的看法，而還包括後世讀者的接受與闡釋。無論如何，把握過去批評的意義和價值始終是今日批評的起點，傳統讀者的評語往往反映了一些文化的基調——而了解這些文化基調或許能賦予作品新的意義（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17頁。）。
然而，不管是專注於“文本”的分析，還是傳統文論中所重視的對作家背景、曆史情境或者作品內容結構的梳理，都可能在強調“科學性”的材料之餘，導致更重要的“美感經驗”一環的被忽略。換言之，分析傳統中所謂的“客觀性”固然重要，但若完全“擺脫”對研究對象的“主觀性”，則可能也會喪失“人文研究”的本義（此參高友工的部分說法，見其《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美感經驗的定義與結構》，《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第26—27頁。）。如此，現代西方文學理論的運用或許可以有些輔助作用，使研究可以相對更關注這個傳統大論述之餘閃耀的內心世界。
筆者對歐陽修文本中符號與隱喻的主要策略是“細讀”（close reading）。作為西方現代文學批評中的一個專門術語，“細讀”是新批評學派（The New Criticism）倡導的批評方法之一，其根本含義是立足於文本的閱讀。從文本出發，通過細致和反複的閱讀，強調細節，注意上下文及言外之意，發現詞句之間的精微聯係，包括詞語的選擇和搭配、隱顯程度不等的意象組織等（鮑昌主編：《文學藝術新術語詞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316頁。），從而對文本所蘊涵的意蘊可以作出比較豐沛的、還原性質的闡釋。然而，“細讀”作為一種文本閱讀策略，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在一種孤立的狀態中進行，把文學“物化”（reification），使之被當成客體來處置。筆者以為，文學既須跳脫社會原來的感知習慣，使之“陌生化”（泰瑞·伊果頓（Terry Eagleton）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40頁。文中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其實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薛科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所提出的理論。），但歐陽修的文學明顯又是中國宋代社會、曆史、文化的產物。這是解讀文本時不能不注意的，也是本書的“細讀”與歐美傳統中新批評學派純粹之細讀的不同，因為所有的反應，不管是針對形式還是內容，不管是情感還是美學，都和書寫者身為何種社會與曆史文化的個人有深重的交疊。換言之，作為閱讀策略，論文的細讀重點就不能隻是文本，而必須是“歐陽修”與他的“文學情感世界”——因為作者藉由此“文學世界”所建構的“生命情感”既是作者內在心靈的洞察、意識的具現，同時也是當時時代的反映。對此，現代西方語言學中的言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理論（參Norman Fairclough，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London： Routledge，2003。）作為一種輔助策略，或者可以有效地補充純粹細讀之不足——不管是透過隱喻的剖視、敘事結構的分析，或者是針對書寫個體在不同語境中與當代社會、曆史、文化、政治等脈絡的深層關係作更細致的批判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由此引申，筆者不得不同時采用第二種文本閱讀策略：“體察”。“體察”原是南宋朱熹教人讀書的方法，朱熹門人曾“會粹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為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和居敬持誌（見程端禮述：《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三《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0頁。）。朱熹本身說得很清楚：“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朱熹集注：《詩集傳·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頁。）因此所謂體察者，其實就是要設身處地來做深入的體驗觀察、涵濡感受，以領悟作者的創作意圖。也許有點類似蘇軾的“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二《既醉備五福論》，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1頁。）雲雲。但筆者在本書中的“體察”策略，重點其實有二。
首先，就閱讀視界來說，讀者理論主張讀者介入解讀，將文本作為審美感知的對象，在視界融合中去生成意義。細讀，注重語言本體的研究，盡量強調客觀冷靜地深入文本；體察，則要求被研究主體的情感因素，力求超越文本“言”、“辭”的語境層次，使讀者融入作者的思境（周裕鍇：《兩宋文人談禪說詩》，見《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8頁。）。如此，體察式細讀即謂細讀與體察的有機結合，在細密地研讀文本上下文及言外之意的過程中，始終有體驗有觀察，既能理解認知文本的意義，又能體悟書寫者情感的熏陶，進而深刻感受歐陽修及其文學世界中生命與情感的溫度，文字與表現的力度，以及刻畫與思辨的深度。
其次，體察的重點還在歐陽修所建立的這個“文學世界”與北宋一代士人的互動關係。作為北宋一代文壇領袖，作為獎掖提拔無數學子士大夫的政壇權要，作為一位深具開創性的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於一身的複合型人才（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個與唐代不同的特點，即大都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於一身。詳參王水照：《情理·源流·對外文化關係——宋型文化與宋代文學之再研究》，《王水照自選集》，第30—31頁。），歐陽修的誌趣、情感、議論、文章、人格精神、文藝素養，在對當代人產生巨大與深刻的影響之餘，其實也無可避免地會受到當代曆史、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衝擊。體察，即從一種體驗觀察的角度，一方麵重新認識歐陽修及其“文學與情感世界”，試圖將之放在文學史流程中，給出一個更恰當的地位；另一方麵則希望能對歐陽修提出更適切的論述框架，對其所表現出的對人生的獨立內省、敏銳思辨、深刻體悟和廣大格局，以及其對宋人獨立自由的人文精神、知性反省的思辨色彩，還有以生命為本質的個體情感價值的可能影響，作一判斷性的勾勒。
筆者希望，通過這樣的論述結構下敘寫，能夠複現更完整的歐陽修原貌，使“歐陽修”的圖像更為立體，符號作用更為明晰，“文學”的解讀更為細致豐富，“情感”狀態的探討更為充足深刻；再以這相對微小的、偶然的個體命運，串聯起北宋一代更為龐大的士人群體和曆史變局，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個目標也未必能夠達到。但作為一個理想，這樣的期待將始終高懸於筆者的筆端與想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