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曾經指出韓愈之所以能超越時輩，在唐代文化運動中發揮最重要作用，原因之一乃是“其平生獎掖後進，開啟來學，為其他諸古文運動家所不為，或偶為之而不甚專意者，故‘韓門’遂因此而建立，韓學亦更緣此而流傳也”（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6頁。）。歐陽修對門生後學的大力獎掖就此而言或是他有意識地學習韓愈之必然結果。《宋元學案》曾提出“廬陵門人”有焦千之、劉敞、劉攽、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王回、徐無黨等，又有尹洙、呂公著、梅堯臣為“廬陵講友”，蘇洵為“廬陵學侶”（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四《廬陵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79—181頁。）。王水照據其對宋代文學史實的細致爬梳，提出“歐門”之說，以為從縱向來說，是座師和門生的關係；而從橫向來說，則是同年之間的關係（參王水照：《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王水照自選集》，第198—243頁。）。而本章嚐試涉及的麵向要更廣一些：縱向來說，不但要論及所謂“歐門”即歐陽修與其門生的關係，亦希望能旁及歐陽修作為一個門生與其座師，還有文壇前輩的關係；橫向方麵，本章也希望能涵蓋其他與歐陽修在文學或者理念上相互敬慕，保持密切關係的同僚、好友等。為反映這種以“歐門”為核心，兼及與其他座師前輩的實際交遊情況，因此本章擬從三個角度來作敘述：首先是歐陽修與其座師前輩的關係，其次是與門生後學的交遊情況，最後是與諸同僚好友的聯係往來。而就歐集中所見，歐陽修與這些友人的活動聯絡方式主要是書信往來、文人雅集、詩友唱和，甚至遊山玩水。本章的討論主要是從書信切入，特別是書啟和表奏（褚斌傑以為，古代臣下向皇帝陳言進詞所寫的公文與親朋間往來的私人信件，均稱為“書”。為了加以區別，一般把前者稱為“上書”或“奏書”，屬公牘文的“奏疏”（亦稱“奏議”）類；後者則單稱“書”，或稱為“書牘”、“書劄”、“書簡”，屬應用文的“書牘”類。歐陽修本身對此也是頗有認識的，其《與陳員外書》謂：“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隊，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啟。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因此對於以狀牒之儀“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之不滿，以為這是“非謙即疏”的表現，是“世之浮道之交”。且相對而言，歐陽修絕大部分未收入其親自手定的《居士集》之私書，在內容的隱秘性（與可靠性）方麵或較為可觀。因此筆者在引用這些材料時，將會優先考慮歐陽修與家人及親密朋友的私書，其次是《居士集》外與一般友人的私書，再其次是《居士集》中的書信，最後才是奏疏狀文啟表劄子等。參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87頁；《歐集》卷六十八《與陳員外書》，第516上下頁。）。
歐陽修的“書”大致可分為書啟以及書簡兩種，前者比較正式嚴謹，以四六文撰述，後者則純粹是私人書信，雖仍有嚴格的書寫格局要求，但行文較隨意，對歐陽修內心情感的展示方麵，可能有更明顯的效果。這與其體製自然有相當的關係。作為一種邊緣性的文體，書簡一方麵出於相對嚴格的格局要求，往往被看做“非文學”。如傅紅展的《從薛紹彭〈大年帖〉看尺牘的文體與書法》所言，書信格局有九段式書寫法，包括稱謂、書題、前介、恭維、本事、結束、記時、署押、附述（傅紅展：《從薛紹彭〈大年帖〉看尺牘的文體與書法》，《紫禁城》2005年增刊，第126頁。）；但另一方麵，宋人尺牘的內容其實已經生活化，用詞也更口語化，繁式私人尺牘有九個部分，即具禮、稱謂、題稱、前介、本事、祝頌、結束、日期及署押，簡式私人尺牘則往往三言兩語即已書明來函之意，且通常在較熟識的朋友間使用，讀來倍感親切（簡略而言，具禮是致書人表示對受書人的尊敬之語，如“惶恐”、“頓首”、“再拜”；稱謂表示致書人與受書人之間長幼親疏的關係，如“賢弟”、“老友”；題稱表示對收信人尊敬之辭令，如“閣下”、“足下”、“膝下”；前介是本事之前的開場白，多敘瞻仰、起居、恭維、時令等之語；本事是尺牘的主要內容；祝頌是表示對受書人的關切祝福之詞，如“善保珍重”、“千萬以時自厚”等；結束語則如“謹拜複不備”、“不備”、“謹此敘複不宣”、“不宣”、“謹狀”等；日期是書信寫作日期，通常隻記月日；署押是信末至簽名，名後多附行禮，如“某頓首再拜”、“某谘目頓首”、“某惶恐再拜”、“某手啟”等。無論如何，需要指出的是，所謂的九段式書寫法乃是後人總結的宋元尺牘作法，當時的規範可能更加複雜，包括15部分，不但更加規範，也更加細化。詳參金傳道：《北宋書信研究》，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博士論文，2008年，第99—102頁。）。如此，則使書簡又有了“文學”的特質，特別在情感的表達與審美的要求方麵。
歐陽修的書簡對象基本上可分成四種：其一是一般朋友、同僚或者後進，其二是其座師以及門生，其三是其至交好友，其四則是其親人。一般而言，寫給第一種對象的書簡在內容上很大一部分不免有應酬的痕跡，通過它們較難說可以窺見作者內心的真情實感。舉其寫給常夷甫的信為例，中間就有不少重複的客套應酬之辭。熙寧元年，《與常待製夷甫》其五謂：“必得幅巾衡巷，以從長者之遊。”熙寧二年，《與常待製夷甫》其七謂：“至於幅巾閭巷，以從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同年的《與常待製夷甫》其八雲：“冬春之交，得遂西首，獲親長者之遊，不勝至樂。”熙寧三年，《與常待製夷甫》其九謂：“某尚未得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歐集》卷一百四十八，第1197上下頁。）這幾封信件凸顯的其實是歐陽修的善於交遊，視乎說話對象的身份而說話重點亦有所選擇，因此不能貿然引作其歸田心態的有力憑據。
比較可信的是家書和至交好友間的私人書簡。由於其相對的私隱性，因此往往更能體現無所避忌、暢所欲言的特點，使讀者得以較深切地體會歐陽修在書寫時的情感狀態，包括其在政事煩擾壓抑下的真實內心世界。比如《與梅聖俞》其三就表達了很有趣的一點，即歐陽修對書簡隱秘性之懷疑，擔心書簡流傳後世，使後人知道其名號之原委：“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但即或如此，他仍然在書信中直言不諱，不然也就不需要梅堯臣“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了。另一類似例子是《與梅聖俞》其二十三，歐陽修請梅堯臣指正其所作《五代史》，但亦切切叮囑要“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歐集》卷一百四十九，第1203上頁，第1208上頁。）。即此可知歐陽修在書簡中與至交親友交談之坦率與私密。故以其書簡作為探發其內心世界情感的橋梁應是相對可信的。劉勰說過：“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以達到“辭若對麵”（劉勰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456頁。）、無所拘束地交流傾訴的效果。再進一步而言，家書可能又比寫給友人的私書更具參考價值，這主要是針對其私密性、直言無隱、不可為外人道而言。而且“書劄細事，而於人之德行，其相關有如此者”（朱熹：《晦庵題跋》卷三《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第60上頁。）。蘇軾亦謂：“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六十九《跋歐陽家書》，第2185頁。）因此從書簡或能一探作書者平時所隱藏的幽微、矛盾心理。這些對於理解歐陽修的文學和情感世界應該說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再者就是歐陽修的表奏。表奏可再分為表狀與奏議兩種，它們基本上就是公函，或者更簡單來說則是個人寫給皇帝的“私書”。限於體製的嚴格規定與書寫對象的尊貴，當中自然包含許多謙抑不實之詞，因此曆來都被視作非文學，除了作為對當時政治社會的史料外，一般並不能成為對文學作者情感空間的閱讀材料。然而，鑒於歐陽修的剛直個性，卻也不能全盤否定當中或有隱藏的肺腑之言。如歐陽發的《先公事跡》所記：“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屢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尤務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不恤浮議。……或奏事上前，眾議未合，公亦往返折難，無所顧避。”（歐陽發：《先公事跡》，《歐集》附錄卷五，第1292下頁。）歐陽修本身也有類似記載：“臣修獨對崇政殿……上曰：‘參政性直，不避眾怨，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台諫論事，往往麵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歐集》卷一百十九《奏事錄》“獨對語”條，第942上頁。）《四朝國史本傳》說歐陽修“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歐集》附錄卷四，第1281上頁。）；《宋史》也說他“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脫脫等：《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歐陽修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376頁。）。這樣一位真率剛正之輩，其表狀與奏議亦應有其真情實感在，因此仍然可以作為重要的參考。特別是表文，相對來說比較利於抒情達意，因此更能在他“辭”、“謝”、“乞”等自白中探見其心事。比如朱熹讀其《亳州謝上表》後就說：“歐公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敘一段，隻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308頁。）再以《滁州謝上表》為例，在謝表的固定格式以及“荷聖明之主張”、“幸逢主聖”、“君父之恩厚”的固定套語以外，仍然難掩其“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必欲為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歐集》卷九十，第671下頁。）的頑強抗拒之意，適足以清楚體現歐陽修當時的心境。
如此，不管是私人書信還是公函都有其可觀性，並且有助於曆史事實的還原，不但後世讀者可據此明了當時政壇、文壇上的實際情況，也可以據此考察作者的生平交遊與內心情感。與此同時，為避免對歐陽修交遊的討論流於模式化和描述化，以致無法對交遊的細部脈絡有進一步的燭照，因此本章將聚焦在歐陽修的交遊體驗上：關係親疏冷暖的變化固然是討論重點，生死離合的悲喜交集更是本書的中心所在。具體事例的描述固然不免，但與情感體驗無關者則從略。由此，筆者希望歐氏所處身的複雜人際脈絡、多元的性格，還有動人的情誼，或者可以因此被勾勒顯明。
第一節座師前輩：於公有不能忘
“座師”和“門生”的關係，實際上成為官僚社會的一條強有力的倫常紐帶，其利害攸關的密切程度甚至超過父子，且往往結為朋黨（王水照：《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王水照自選集》，第202頁。）。就年譜所見，首先賞識歐陽修的是胥偃。天聖六年，歐陽修帶著文章拜謁胥偃，胥氏見而奇之，斷言歐陽修“當有名於世”（《歐集》卷六十二《胥氏夫人墓誌銘》，第469上頁。），因留置門下，從胥氏在京師，試國子監、國學解試，皆第一。胥偃還以其女妻之（胡柯：《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見《歐集》，第12下頁。）。但歐陽修對胥氏的書寫不多，與歐關係較為密切的是其第二位座師晏殊。
天聖八年，歐陽修試禮部，時晏殊知貢舉，以歐陽修為第一（胡柯：《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見《歐集》，第12下頁。）。歐陽修說晏殊“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範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歐陽修擢為諫官，晏殊也曾“深為之助”（歐陽修：《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歐集》卷二十二，第188下頁；蘇轍著，俞宗憲點校：《龍川別誌》卷上，《曆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82頁。）。但晏、歐二者關係不算親密，從歐陽修所寫碑銘的行文敘述即可見一斑。就詞史所見，前人以為“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7頁。）。二人不但詞風不同，歐陽修早期詞作的豔俗與晏殊的尚雅有相當落差，且二人的性情與文學追求的意趣也頗見差異。在歐陽修主盟之前，晏殊可說是當時文壇的領袖，但他所秉承者是楊劉一派追求精麗繁縟的詩風，對歐陽修崇尚“文與道俱”的“議論爭煌煌”似乎並不太欣賞。慶曆新政失敗，原任諫官的歐陽修被調任，蔡襄和孫甫皆曾遞呈留修劄子，可晏殊獨不許。這當然與晏殊圓通老成、明哲保身的立身處世態度有關，但可能也與二人在詩歌觀念，甚至政治理念上之不合有關。魏泰曾記載了這麼一個小故事：“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為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嚐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詩詞……卻不曾如此作鬧。’”（魏泰著，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卷十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26—127頁。）在眾人即景抒情、歌功頌德時，唯有歐陽修卻掃興地提到當時遠在邊疆的守土將士。晏殊或因此而對歐陽修心存芥蒂，後人因謂二人“自即席賦雪詩後，稍稍相失”（《永樂大典》引魏泰《東軒筆錄》佚文謂：“歐陽文忠，素與晏公無它。但自即席賦雪詩後，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修非愈之後也。吾重修文章，不重他為人。歐陽亦每謂人曰：晏公小詞最佳，詩次之，文又次於詩，其為人又次於文也。”這樣的記載或有誇張不實之嫌，但也多少透露晏、歐二人不和的玄機。見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7a頁。）。
後來歐陽修知潁州，曾寄書向晏殊致意，中間有一段敘及過去的知遇之恩：“曩者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雖仍表現了感激之情，畢竟比較空泛。而邵博對此事的記載更是值得注意：“晏公不喜歐陽公，故歐陽公自分鎮敘謝，有曰：‘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史作報。客曰：‘歐陽公有文聲，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歐集》卷九十六《與晏相公殊書》，第742上頁；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五，第122頁。）歐陽修似乎欣賞晏殊的“富貴優遊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歐集》卷五十六《晏元獻公挽辭三首》其三，第417下頁。）。但“明哲保身全”者多少有些“非議”之意，而“富貴”、“優遊”者也明顯不是歐氏思想中的主調。兩人關係其實似密而實疏，雖親而不近。
比較之下，歐陽修對錢惟演與杜衍的關係要更親近一些。
天聖九年，歐陽修在洛陽錢惟演幕府下為留守。就歐陽修後來的洛陽追憶，當時的錢惟演“善待士，未嚐責以吏職……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歐集》卷二十五《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第201上頁。）。就曆史所見，錢惟演是個博學能文、精於鑒賞和鍾情典籍的才士，愛讀書也愛藏書，《春明退朝錄》卷下即曾具體指明“錢文僖家書畫最多”（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4—35頁。）。歐陽修曾生動地記敘他嗜書如命的情況：“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嚐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嚐頃刻釋卷也。’”錢氏的“三上”讀書法演化成歐陽修的“三上”作文法：“餘因謂希深曰：‘餘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歐集》卷一百二十七《歸田錄》，第989上頁。）此外，錢惟演還是位有多方麵生活情趣的品鑒家。歐陽修曾說：“餘居府中時，嚐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餘時不暇讀之，然餘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才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歐集》卷七十二《洛陽牡丹記》，第539上下頁。）換言之，錢的經曆、情趣、審美與遊樂觀或曾對當時年輕初仕的歐陽修形成重大衝擊，並且對他晚年寫作《洛陽牡丹記》大概也有影響（賞花和種花固然是歐陽修在洛陽時期養成的雅興。歐詩有言：“洛人皆種花”、“每到花開如蛺蝶”，後來貶滁州時歐陽修還曾命判官謝縝於幽穀雜植花卉，並有《謝判官幽穀種花》詩；晚年撰寫《洛陽牡丹記》亦可看作是對錢惟演作牡丹花品的承繼；甚至在一些事件的解讀上，對錢惟演生平的記憶或也對歐陽修的觀點有一些影響。比如與錢惟演相關的讖語。《湘山野錄》記載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玉樓春》）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鑒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一故國白發姬，乃鄧王俶歌鬟驚鴻者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為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於隨。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另外，《詩話總龜》前集與後集、《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等又先後收錄此事，可見在當時流傳之廣。對照後來歐陽修《六一詩話》記錄劉敞對梅堯臣的戲言，以及歐陽修對梅堯臣死亡的感歎：“一言之謔，後遂果然。”則歐陽修對這種一語成讖的介懷或也不免當年對錢惟演事跡的記憶與影響。見《歐集》卷九《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卷七《謝觀文王尚書舉正惠西京牡丹》、卷十一《謝判官幽穀種花》、卷十三《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第99下頁；第89下頁；第114下頁；第128上下頁；文瑩著，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湘山野錄》卷上，《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10頁；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二十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第259—260頁；《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三，第215頁；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322頁；《歐集》卷一百二十八《六一詩話》，第998上頁。）。
《湘山野錄》曾記載錢惟演鎮洛時事：命謝絳、尹洙、歐陽修各撰一記，謝文五百字，歐文五百餘字，尹文僅三百八十餘字。尹洙還因此對歐陽修古文作出指正：“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文瑩：《湘山野錄》卷中，第38頁。）《邵氏聞見錄》謂歐文“凡千餘言”，服尹洙文之“簡古”，“自此始為古文”（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1頁。）。《集古錄目序》末的題記也說：“昔在洛陽，與餘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餘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餘深意。”（《歐集》卷一百三十四，第1037上頁。 ）因此而見錢惟演雖不作古文，但卻包容古文的寫作。歐陽修稱頌錢惟演“相公好賢天下稱。……主人樂士喜文學”（《歐集》卷五《送徐生之澠池》，第79下頁。）。雖“兼將相之位，帥洛，止以賓友遇三子（謝絳、尹洙、歐陽修），創道服、笻杖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壽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攜笻而從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第38頁。）。觀晚年的歐陽修“惟衣道服”（魏泰：《東軒筆錄》卷四，第45頁。），在《洛陽牡丹記》與《歸田錄》中亦對錢惟演有頗多的記敘，表明了其對錢氏的敬仰與懷念。
王水照以為，在北宋的文學群體中，以天聖時錢惟演的洛陽幕府僚佐集團、嘉祐時歐陽修汴京禮部舉子集團、元祐時蘇軾汴京“學士”集團的發展層次最高，已帶有某種文學社團的性質，對整個北宋文學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特點首先是係列性。三個群體代代相沿，成一係列：前一集團都為後一集團培養了盟主，後一集團的領袖都是前一集團的骨幹成員。因而在群體的文學觀念、旨趣、風格、習尚等方麵均有一脈相承的關係（王水照：《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王水照自選集》，第106頁。）。歐陽修所受影響尤深。他後來帶領文體改革，曾明確宣稱：“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六一詩話》提到：“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歐集》卷四十七《答陝西安撫使範龍圖辭辟命書》、卷一百二十八《詩話》，第340上頁；第1000下—1001上頁。）似乎對西崑體不以為然，但細味文意，批評的重點實在“學者之弊”，而非楊億、劉筠，或者錢惟演。《與蔡君謨帖》其五甚至明言：“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與蔡君謨帖》其五，此見《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補佚》，第2592頁。）他對時文的看法是：“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歐集》卷四十七《與荊南樂秀才書》，第342下頁。）對時文並不采取簡單排斥的決絕態度。在研究六經時也是如此：“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其所得者固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朱熹：《朱子考歐陽文忠公事跡》“經術”條，見《歐陽修全集》附錄卷二，第2643頁。）他雖以遍疑群經著稱，但對先儒的成績卻是予以充分肯定，其開放態度與包容度量顯然是對錢惟演的學習與承繼。而他疑經、私撰史的獨立思考，或亦是當年幕府“獨立不倚，群言互興”（《歐集》卷九十五《上隨州錢相公啟》，第734上頁；亦見《寓隨啟》，《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補佚》，第2590頁。）的延續與發揚。
明道二年，歐陽修在錢惟演貶任後寫信給錢氏，一方麵表達自己的失落，另一方麵又相信錢氏之必得複出。信寫得極為誠摯，那“無複並遊之人”的無依、“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的感激，還有“挺鬆筠之心，不變霜雪”（《歐集》卷九十五《上隨州錢相公啟》，第733下—734上頁。）的崇敬，表達了歐陽修對錢氏的頌揚和追懷。錢惟演死後多年，歐陽修仍有詩悼念他：“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歐集》卷十一《過錢文僖公白蓮莊》，第112下頁。）值得注意的是，此詩作於慶曆四年，而錢惟演的諡號是在慶曆五年末，經過多番的周折後才定下。據《長編》所記，錢惟演卒於景祐元年七月。先是有人以其“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諡文墨”。其家訴於朝，章得象等複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諡法追悔前過，改諡曰思。”最後才“改諡崇信節度使錢惟演為文僖”（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十五、卷一百五十七，《宋史要籍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景祐元年七月乙巳，第2頁，景祐元年十月辛酉，第13頁；慶曆五年十二月丙子，第16頁。）。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在錢惟演是非功過還無法下定論的時候，歐陽修卻還敢於寫下如此動人的詩章來緬懷故人，則其情其感可知。《邵氏聞見錄》記載說，歐陽修雖然是因為王曙的推薦而入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薨，易名者三，卒得美諡，永叔之力雲”（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