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借由筆者所采取的宏觀細察，即宏觀的視野、微觀的細讀體察之方式來進行研究工作，以期將歐陽修的另一麵重新挖掘、打磨、拋光，使之重新清晰，還原曆史人物“全人”的本來麵目，進而能對歐陽修的文學與情感有更深層、全麵的詮釋與評價，以完成對一個時代以及一個時代文學巨人更完整的追憶與論述；並由此省察北宋一代士大夫們的文學意趣、哲理思辨、人生追求，以及由他們共同完成的一代之文學。
第三節視角：歐陽修文學世界中的生命情感
實際上，政治朝代可以一夕革易，文學則出於漸變，往往要數十年後始有新貌。歐陽修入仕之時，距趙宋開國已有七十年，不管是文學還是政治，似乎已屆宋人亟欲獨創麵目的時期，而歐陽修在這方麵也的確做出了可觀的成績，成為北宋極富開創性的人物。
在古文方麵，王十朋《策問》雲：“我國朝四葉文章最盛，議者皆歸功於我仁祖文德之治，與大宗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遠出乎正元、元和之上，而進乎成周之鬱鬱矣。”（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14頁。）論者以為歐陽修開創了一代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文風，這是他對中國散文史的最突出貢獻（王水照：《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王水照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6頁。）。在經學方麵，他研究《詩》、《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說，提出自己的創見，開創了疑古惑經、斷以己意的新學風（王水照、崔銘：《歐陽修傳：達者在紛爭中的堅持》，第90頁。），標誌著以章句訓詁為特征的漢唐章句之學向自由說經的義理之學的轉變。《詩本義》對宋學有開創之功，也是“《詩經》學”史上首部全麵非議《毛傳》、《鄭箋》之作，使《詩經》脫離經學的附庸，恢複原有的文學性質。史學方麵，他除了參加修撰《新唐書》，承擔全書的統稿任務外，又自著《新五代史》，總結五代的曆史經驗，《歸田錄》亦有雜史筆記的書寫模式。另外，《筆說》、《試筆》等開了宋代筆記文創作的先聲；《洛陽牡丹記》則為中國現存最早研究牡丹之專著（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錄》，第69頁。），被看做是科學著作的雛形（李約瑟曾全麵列出這些植物學著作，特別提出北宋時期是中國植物學寫作的第一次突破，同時強調宋代是植物學寫作的繁榮時期。見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袁以葦等譯：《中國科學技術史》第6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03頁。）。
而在金石學方麵，《集古錄跋尾》使歐陽修成為中國金石學的開山，如朱熹所言：“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朱熹：《晦庵題跋》卷一《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開了金石收藏、考據、研究之先風，劉子健甚至以其係統收集為全世界最早的（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第47—48頁。）。此外，歐陽修與蘇洵共開宋人私家修譜先河（據蘇洵《譜例》所載，蘇氏出示《蘇氏族譜》於歐陽修，“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嚐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如此，則歐陽修之修譜或早於蘇洵。見蘇洵：《嘉祐集》卷十三，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25頁。），且改用“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一，《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以下簡稱《歐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532上頁。現今比較通行的版本除了本書所選用的《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還有中華書局本《歐陽修全集》，但前者以周必大編纂的《歐陽文忠公集》為根據，後者則以歐陽衡編纂的《歐陽文忠公全集》（歐陽衡本）為底本，歐陽衡不僅對周必大本的作品排列作了很大的變更，而且還根據自己的見解對周必大本進行了訂正。另外，中華書局本在校勘方麵也有些錯誤，比如嘉祐元年《與焦殿丞千之》其七，中華書局本《歐陽修全集》作：“兩目複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跡也。”但《四部叢刊》本作“兩日複熱”，從下文文意來看，恐怕《四部叢刊》本才是正確的。見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477頁；《歐集》卷一百五十，第1217下頁。關於兩個版本的優劣比較，亦可詳參東英壽：《關於歐陽衡的〈歐陽文忠公全集〉——中華書局〈歐陽修全集〉底本選擇的問題點》，見東英壽著，王振宇、李莉等譯：《複古與創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複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6—217頁。另外，東英壽2011年在奈良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藏宋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中還發現了中國傳本沒有的九十六封佚簡，經陳翀翻譯。見《新見九十六篇歐陽修散佚書簡輯存稿》，《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1期，第1—28頁。）的譜例，其《歐陽氏譜圖》為後世研究小宗譜的框架結構提供了研究的樣板，比蘇洵模式更為簡明（黃進德：《歐陽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97—399頁。）。
明清兩代盡管譜學繁榮，其體例未能超出歐、蘇兩家創製之格式（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錄》，第440頁。）。就書法來說，正是從歐陽修和蔡襄開始，強有力的書風為宋代文人取法，從而成為在二王更為優雅精致風格之外的一種選擇，並因此對北宋書法風格革新產生了重大影響（艾朗諾（Ronald Egan）著，潘玉濤譯：《對古“跡”的再思考——歐陽修論石刻》，見朱剛、劉寧編：《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4頁。）。還有，“以文體為四六，自歐公始”（陳善：《捫虱新話》卷一《文體》，《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頁。），《秋聲賦》變唐代以來的“律體”為“散體”，對於賦的發展具有開拓意義。更值得一提的是，歐陽修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其中，蘇軾最出色地繼承和發展了他所開創的一代文風。就詩而言，歐陽修的詩風對“宋調”的形成貢獻極大；又善於論詩，在《梅聖俞詩集序》中，提出了“窮者而後工”的論點，發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對當時和後世的詩歌創作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其《六一詩話》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話，以隨筆漫談的方式討論詩歌，以記事、考證為主（錢仲聯：《宋代詩話鳥瞰》，張高評編：《宋詩綜論叢編》，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3年，第186—187頁。），成為一種論詩的新形式。詩話之稱，固始於歐陽修，即詩話之體裁，也可說始創自歐陽修（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330—351頁。）。
總結而言，歐陽修開創了金石的新學科，生發宋人解經的新觀念、著史的新規律，也奠定了宋詩與古文發展的新方向。而歐陽修在宋代文化史上的關鍵地位，從文獻學的視角，或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趙飛鵬：《歐陽修與宋代文獻學》，《紀念歐陽修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大中文係，2009年，第138頁。）。無論如何，歐陽修在經學、史學、詩學、文章學等方麵的成就已有許多專家學者的論文論及，他的家世、生平、治學與從政的曆程亦曾多有討論，因此本書不再專章探討，而把目標鎖定為歐陽修的文學與情感世界。
本書第一章的討論範圍是歐陽修的交遊，但討論視角卻是要從其內在的情感展開。換言之，重點不在對歐陽修交遊的關係梳理或者脈絡厘清，而更在於對歐陽修一生中所麵對的同僚好友間親疏遠近關係變化的情境解讀——他麵對朋友聚合離散的感慨，麵對故交形同陌路的悲涼，凡此種種，不單對他的人生觀有很大的影響，更在其文學中有顯豁的反映。至於在這些情感體驗以外的生平、交遊、成就等，則敘述從略。
本書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歐陽修文學中的空間書寫。與傳記或者文學史中所譜寫的不同之處在於，本書著力要論證這些場域不但是歐陽修生命中實存的、重要的地理空間，不但是他詩文革新的發起之地，是他兩次貶謫的場域，是他中晚年夢寐以求的退隱之處，同時還是他生命情感的生發空間：洛陽是記憶的場景，貫穿其一生對無法回返之盛年、離世的友人，還有失落的理想的沉痛記憶；夷陵與滁州是他經曆生命挫折與苦難的思考反省後，對貶謫地的重新建構，由此體現其初步生成的豁達理念；而在表麵上思潁、思隱、閑居、歸田的潁州情結中，歐陽修實際表述了其不知所歸的困窘、不得不隱藏的畏禍避難心態、在閑居中仍然意欲有補於國事的理想，以及在生理之不逮、現實情勢的不許可之下的黯然退守。
下編從歐陽修的生命底色開始進入他的文學和情感世界。與一般歐陽修研究把重點放在他的成就與貢獻的論述上不同，筆者擬就歐陽修的書啟表奏與詩詞，更深入地探討他肉體的衰病、精神之哀慟，還有心靈上的孤獨——他麵對衰病“痛”之體驗，他麵對死亡“慟”之感受，他麵對人生恒常孤獨的沉重省思。這樣的體驗和反思實際上曾經深刻地影響了歐陽修的人生風範和文化性格。
作為一代儒者，年輕時的歐陽修卻曾一度醉心於豔俗詞的敘寫。而後半生的沉痛曆練，使歐陽修在中晚年後逐漸有了從“逸”到“達”的明顯改變。這不但是他詞風轉化的反映，而且還體現了其詩風、文風乃至文化性格的轉變。換言之，他在個人的衰病哀慟和孤獨中，在無悰鮮歡的日常生活中，試圖以“玩物”和“戲遊”來表現一種處窮自若、豁達自娛、超越功利的精神麵貌與風度特質，或謂之“六一風神”。就其詩文來看，歐陽修這一方麵的表現相當顯著，但在實際的學術研究中卻因其非主流性而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結構中為多數當代學者所輕忽。這是第六章的重點。
然而必須說明的是，不管歐陽修如何努力在精神風度上試圖改變生命的無奈、超越人生的悲涼，他始終無法逃脫友人故去、理想不再的痛苦，死亡的威脅、人生價值的省思，也使他不得不鄭重麵對時間消逝、肉體泯滅所引發的焦慮。實際上，思考“不朽”，是歐陽修在失落儒家兼濟天下的理想，同時麵對性命無常的焦慮中，對自我生命價值的應世省己之選擇。如何在“逝者如斯夫”的時間長流中鑄記曆史，如何在“老之將至”的慨歎中創造不朽，這是歐陽修時間書寫中的終極關懷。但“不朽”又是如此難行，對“不朽”的生命觀照最終給歐陽修文學作品留下深重的感慨印記，成為他“六一風神”的典型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