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問題：麵向社會與麵向內心的歐陽修
歐陽修在北宋文壇上地位崇高，不管是在詩文詞賦，還是在研經修史上，都有相當的成就。早期的傳記有袁行雲的《歐陽修》與梁容若的《歐陽修的生平和文學》（袁行雲：《歐陽修》，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梁容若：《歐陽修的生平和文學》，《新時代》1966年第6卷第3期，第27—34頁；1966年第6卷第4期，1966年4月，第24—26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陽修的傳記研究更是日見活躍，成果層見迭出（比如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研究》（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1年）、蔡世明：《歐陽修的生平與學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陳韻竹：《歐陽修蘇軾辭賦之比較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汪淳：《韓歐詩文比較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王基倫：《韓歐古文比較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年）等等。）。而劉德清與洪本健無疑是比較重要的兩位研究者。從《歐陽修論稿》到《歐陽修紀年錄》（劉德清所著有關歐陽修的作品包括《歐陽修論稿》、《歐陽修傳》與《歐陽修》（詳見附錄），但最重要的論著要屬《歐陽修紀年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劉德清為歐陽修的後續研究預備了更紮實的平台。類似的例子是洪本健的《醉翁的世界：歐陽修評傳》，特別是洪氏編著的《歐陽修資料彙編》與《歐陽修詩文集校箋》更使歐陽修的研究資料趨於完備（洪本健：《醉翁的世界：歐陽修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洪本健：《歐陽修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洪本健：《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同類的專著還有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詞集的箋注方麵則有蔡茂雄：《六一詞校注》，台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李棲：《歐陽修詞研究及其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黃佘：《歐陽修詞箋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陳尚君與許秋碧各自撰述的《歐陽修著述考》亦是文獻方麵重要的參考（陳尚君：《歐陽修著述考》，《陳尚君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許秋碧：《歐陽修著述考》，台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8年。）。而歐陽修傳記研究的最新成果則是王水照、崔銘所著的《歐陽修傳：達者在紛爭中的堅持》（王水照、崔銘：《歐陽修傳：達者在紛爭中的堅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歐陽修研究中影響比較大的可說是劉子健的《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此書實際上是北宋史研究，從學風與政風兩方麵展開討論。劉子健認為，在範仲淹慶曆的小改良與王安石變法的大變革之間，有許多被忽視的新興趨向，而其中的主要分子和關鍵人物，莫過於歐陽修（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重印自誌》，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第2頁。）。此書上編討論歐陽修的學術與思想，包括經學、史學、行政理論、文學與信仰問題，這樣的分章雖尚有待商榷之處，尤其把文學歸納為學術的一環，更可見其重文學“史”而輕“文學”的傾向，但對後學仍然不乏啟迪之功。下編論北宋中期官僚政治的糾紛，論述尤見翔實，有關嘉祐治平之治一章更是精彩，幾成那段曆史的定論。
後續研究中比較重要的專著有顧永新的《斯文有傳，學者有師——歐陽修的文學與學術成就》與《歐陽修學術研究》（顧永新：《斯文有傳，學者有師——歐陽修的文學與學術成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顧永新：《歐陽修學術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後者基本上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展開，但《歐陽修學術研究》刪除了前書的“歐陽修的生平經曆”與“歐陽修的文學成就”兩章，而把重點全然轉移到“學術”——不管是上編的“學術背景”還是下編的“學術實踐”，顧永新既相當全麵地照顧到歐陽修整體的學術成就，同時又特別在《詩經》學和金石學兩方麵著重用力，因此取得了可觀的原創性成果（孫欽善：《歐陽修學術研究·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第1頁。）。
文學方麵，值得一提的是張健的《歐陽修之詩文及文學評論》和劉若愚的《歐陽修研究》。張健的研究重點在歐陽修的詩文創作技巧和理論，包括“平淡與自然”、“文窮而後工”、“老成與新奇”、“造意與狀物”等都有專章討論，還涉及對歐陽修《詩經》學的專論，歐陽修對曆代作家的批評等，同時特別標舉出歐陽修對蘇、梅的賞譽（張健：《歐陽修之詩文及文學評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劉若愚的《歐陽修研究》則以上編討論歐陽修的生平，下編討論歐陽修的學術，包括散文、韻文、詩、詞、奏議、理學和史學（劉若愚：《歐陽修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研究重點在歐陽修對文學體裁的改進、對文學風氣的改變影響等，比較是一種綜合性的研究，而在論文框架上仍未脫離傳統的做法。
英文著作方麵，艾朗諾（Ronald Egan）《歐陽修的文學作品》（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1072） ）顯然是一本比較有代表意義的歐陽修研究專著。但正如其書題所展示的，艾朗諾的重點顯然是歐陽修的“全部”文學作品，因此此書中所涵蓋的範圍是歐陽修的散文、詩、賦與詞，他的詮釋深入而精辟，往往有顛覆性的耳目一新效果，比如他以文學視角肯定歐陽修墓誌碑文的“實用書寫”，或者他對歐陽修“個人化”寫作的褒揚等（Ronald C.Egan，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1072），Cambridge，London，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29、31.）。但以體裁分論的方式使書的整體結構稍顯零散。
如此，就現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對歐陽修的研究主要有幾個方向：或從年譜傳記、資料彙編與編年箋注等入手對歐陽修其人與其作品作基礎考據之係統整理；或從政治和曆史角度評價歐氏在宋代政壇之地位得失；或從學術角度討論其在經學、史學、金石學等方麵的開創性成果；或從詩文革新視角探討他在文學史上的作用影響；或從文學方麵對其文學（特別是其古文與詩歌）作一整體的探討評價；有些著作則以比較的立場探討歐陽修與韓愈、蘇軾、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在詩文辭賦方麵的異同和影響；其他評論則還包括對歐氏的詩詞古文與詩話的鑒賞等。許多專著的重點其實是文學史而非對歐陽修文學的專論，而即使是對歐氏所作古文詩詞的研究，重點也多半在思想情感、文學風格甚或文學批評理論的形成與其對有宋一代文風詩風的影響，不管是在評價標準和描述框架兩方麵，都還有值得反思之處。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更多是針對歐陽修“公”共領域事功成就的論述，而非“私”人生命情感的探討。
在當代學者這樣大量、反複的書寫與討論中，歐陽修固是聲名顯赫，他對後世產生的深遠影響也曆久彌新。但這樣的論述與書寫雖然宏大，卻並不完全。在對歐陽修作為政治家、經學家、史學家、古文大家、宋詩風格倡導者等等的挖掘展現中，他這一方麵的形象被有意識地拔高、經典化，而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情感欲望，作為一個士大夫個體對存在情境的關注，或者作為一個感性哲者麵對人生困境的惶迫、憂傷與思考——這方麵的形象則似乎被有意無意的輕忽、掩蓋，甚至埋沒。
實際上，作為文學個體，麵對社會與麵對內心的歐陽修都交出了可觀的書寫成果。王水照先生以為這成果體現了歐陽修作為代表國家利益的政治家與代表心靈需求的文學家的雙重身份與雙重人格的共存共處，前者可以公之於眾，而後者則不足與外人道，屬於個人隱私（王水照、崔銘：《歐陽修傳：達者在紛爭中的堅持》，第121—122頁。）。如此，學者的討論如果僅僅停留在對歐陽修儒者、政治家、經學家、史學家、詩文革新者、文壇領袖等麵貌與形象的解說褒揚上，則筆者以為是不全麵的，是對豐富完整的歐陽修形象與文學旨趣的學術局限。更為重要的是，麵對內心的歐陽修形象其實是他的文學與生命體驗的融合，而非簡單的疊加——若沒有看見或者輕忽這個被大寫掩蓋的歐陽修——或者更準確地說，這個被主流文化形態掩蓋的“私人個體”（關於私人個體（private self）與公眾或社會個體（public or social self）的討論詳參Di Arnold H.Modelld，The Private Self，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42-74。），這個關注個人存在情境、彰顯情感個體存在意義、側重生命終極關懷的歐陽修，則論者無法正確掌握其人格精神與時代氛圍，或者他對北宋一代士大夫在文學審美情趣、人格理想範型、理性思辨追求等方麵的深遠影響。通過這一討論，最終揭示出本書命意所在，即在承認既有的歐陽修形象之合理性的前提下，試圖進行局部修正和豐富，加強私領域內心的表達而不隻是公領域價值的體現，以期更真切地認識歐陽修與歐陽修的文學和情感世界。
第二節目的：歐陽修的重新解讀
如前所述，作為政治人、學者、詩文革新者的歐陽修幾個世紀以來其實已大大地掩蓋了作為私人個體、麵向內心的歐陽修。而就歐陽修的文學所見，顯然另有一種獨特的生命情感的體現，表述了他自我的真實性情和敏銳的人生感受。
筆者以為，這種生命情感的體驗正是歐陽修文學中感人至深之處，是形成所謂“六一風神”的重要契機，更是有待論者作進一步開展與探討之重點。可惜的是，歐陽修文學中所體現的這種邊緣性、生命體驗的意識往往被有意識地刪汰與忽略，被一種選擇出來的主流敘述衝刷到了曆史的隱蔽之處。因此對歐陽修的重新解讀，實屬必要。筆者期待，對歐陽修文本的細讀，可以使得那些在宏大敘述中被遺忘的，諸如感性、個體、想象、體悟……這些關於私人生命情感世界的書寫，在作者的文字中重新被點亮，也再一次提醒後世的讀者，關於文學的本質、閱讀的趣味、存在的省思，以及生命的感動所在。
為此，本書擬就歐陽修文學中與人之交遊體驗、與不同地域的個別記憶和情感，還有他內在的沉重生命底色，“六一風神”的體現，對不朽命題的反省觀照等進行全麵深入的探討。就這些命題而言，皆可視為歐陽修個體的標誌，而就時代來說，這種個人化的體驗與書寫、哲理的內省思辨以及意趣的審美觀照等則又可看做是北宋一代士大夫群體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