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獨立自主是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根本立足點，即實行“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的外交政策。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製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和原則，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堅決捍衛本國的主權和獨立，全力支持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正義鬥爭。這些不懈努力，維護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國國內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也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的一份聲明中指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願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係，這種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建國以後，為了給新中國建設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條件，毛澤東、周恩來製定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是在這一政策指導下提出來的。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會見來北京參加談判的印度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54年6月，周恩來應邀先後訪問了印度和緬甸，分別與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係的基本準則，並倡議將這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世界和平事業的突出貢獻，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共產黨人發展了列寧關於不同社會製度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的思想，結合戰後國際形勢發展的新情況而提出的嶄新的國際關係準則，它不僅適用於處理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且適用於處理社會製度相同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因此得到了許多國家的讚成和響應。但也偶有一些國家持觀望或懷疑態度，認為這是中國的權宜之計。為此，毛澤東及時提出“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其根本依據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的客觀要求。
二、新中國外交戰略的演變
新中國外交戰略的演變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世界局勢是革命與戰爭，是“冷戰”的初級階段。1950年10月，中國政府出兵朝鮮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是，經濟上被封鎖、政治上受孤立、軍事上遭到包圍。為了打破這種局麵，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另起爐灶，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倒向社會主義陣營。
第二階段：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國采取“兩個拳頭出擊”政策。1958年，蘇聯兩次提出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建議，顯露出它在軍事上控製中國的意圖。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對赫魯曉夫說，“在軍事上搞合作是不適當的”；“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手指頭都不行”；“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海岸”。由於赫魯曉夫推行大國沙文主義，中蘇關係更加緊張，分歧進一步擴大。蘇聯不但片麵廢除了幫助中國建立原子能工業和製造原子彈的協定，還在中印邊界事件中支持印度一方，公開指責中國，並發展到激烈地攻擊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甚至幹涉中國內政，要求中國作出對台灣放棄使用武力的承諾。這種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毛澤東的堅決拒絕。因此，這個時期的外交政策采取了對美國、蘇聯實行“兩個拳頭出擊”的政策。
第三階段：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是“一條線戰略”。就是爭取美、日、韓即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對付蘇聯，改變腹背受敵的局麵。其實，早在1959年，毛澤東在接見美國安那·路易斯·斯特朗等三位記者時，就談到自己經常遊泳，遊長江，還說，如果你們三位允許，我願意去橫渡你們的密西西比河。據基辛格回憶：美國人很遲鈍，沒了解毛澤東的意圖；事實上，毛澤東早就準備跟美國建交，早就放了氣球，給了消息；可是，那三個人沒把信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