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列寧寫了《進一步，退兩步》，文章徹底揭露和批判了孟什維克在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深刻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所必須遵循的組織原則，為新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奠定了組織基礎。
他寫道：“每一個罷工者都應當有權宣布自己是黨員嗎？馬爾托夫同誌的這個論點一下子就把他的錯誤弄到了荒謬的地步。”“究竟有什麼理由，按照什麼邏輯，可以根據我們是階級的黨這一事實，就作出結論說不必把加入黨的人和靠近黨的人區分開來呢？恰恰相反：正因為人們的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有差別，所以必須區別他們同黨的關係的密切程度……忘記先進部隊和傾向於它的所有群眾之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的經常責任是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的水平，那隻是自己騙自己，無視我們的巨大的任務，縮小這些任務。抹殺靠近黨的分子和加入黨的分子之間的區別，抹殺自覺、積極的分子和幫助黨的分子之間的區別，正是這種無視和遺忘的表現。”
該文的意義就在於，徹底揭露和批判了孟什維克在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深刻地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所必須遵循的基本組織原則，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為新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奠定了組織基礎。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部隊；黨是工人階級組織的最終形式；黨必須與廣大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聯係；黨必須按照集中製原則組織起來；黨必須有共同遵守的紀律。
（三）《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進一步豐富了列寧的建黨學說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產國際在彼得格勒舉行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37個國家的217名代表。大會的任務，就是在各國共產黨力量迅速增長、革命鬥爭進一步加強的情況下，研究如何克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危險，確定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原則、行動綱領和戰略策略。在此之前，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出現了一種“左傾”思潮，他們雖然擁護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但是堅持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錯誤，因此，列寧稱之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這種毛病有以下表現：其一，在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的關係問題上，把黨、階級、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甚至提出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等問題，實際上將導致否定黨和領袖的作用，最終否定無產階級政黨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其二，在議會鬥爭的問題上，完全否定議會鬥爭，否定把議會內鬥爭同議會外群眾鬥爭結合起來的正確策略方針。其三，在工會問題上否定工會和工會工作，實際上是否定了共產黨人在工會中對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和爭取工作的必要性。
為此，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召開之前，即1920年4月25日，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在二大召開前夕出版，並譯成德文、法文和英文，分發給出席大會的全體代表，成為指導大會的一個重要文件。該書是列寧建黨著作中最光輝的篇章，它全麵地總結了布爾什維克的曆史經驗，詳盡地闡述了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學說的基本原理，為各國黨的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進一步豐富了列寧的建黨學說。其主要內容有：
第一，論述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集中製和紀律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取得勝利的經驗向那些不善於思索或不曾思索過這一問題的人清楚地表明，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第二，無產階級政黨是在“左傾”和“右傾”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
第三，黨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第四，論述了無產階級如何看待民主革命、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及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方式方法。
第五，民主革命的前途——其中的核心問題是無產階級政黨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他在文章的“幾點結論”中寫道：“共產黨人要竭盡全力來指導工人運動以及整個社會發展沿著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蘇維埃政權在全世界的勝利，走向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
與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是，列寧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體會，有過無產階級執政的經驗，因此，提出了一係列關於執政黨建設的基本理論，反映在以下著作中：《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關於黨綱的報告》、《偉大的創舉》、《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其內容主要有：執政黨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執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必須實行黨政分工的原則；執政黨必須同官僚主義作堅決的鬥爭，黨才能健康發展；執政黨必須特別注意密切聯係群眾；執政黨必須堅持民主集中製，嚴格紀律，發揚民主；執政黨必須提高黨員質量，純潔黨的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