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梁思成參照日本殖民者當年對北京的規劃，提出城內不要發展工業，在西部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把內外城牆和護城河改造為環城立體公園，以保護文物遺址，突出古都風貌。他還描述了皇宮、城牆、牌樓在夕陽下優美的景色。遺憾的是，後來因多種原因，他的良好願望沒能實現。
1958年開始，全國範圍內普遍興起拆城牆的熱潮，“用大家喜愛的義務勞動的方式”，懷著“為社會主義祖國作貢獻的美好理想”，不計報酬，加班加點。北京70多公裏古城牆被拆除，僅餘幾百米，47座城門樓、箭樓和角樓僅餘3座，北京境內長城183公裏僅剩129公裏，古都風貌遭到嚴重破壞。
1964年，日立、鬆下、三菱、三洋、夏普、東芝等日本家電巨頭的頭麵人物幾乎都在舊軍隊中服過役，但是他們不因循守舊，富於想象、創新和進取精神，創造了享譽世界的品牌，樹立起日本式經營的典範。盛田昭夫、鬆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分別創立索尼公司、鬆下公司、本田公司，他們是戰後日本經濟神話最傑出的代表，既懂技術又懂管理。1980年，日本4萬多個總經理中有44%是大學畢業生。
美國將軍麥克阿瑟改造了日本
戰後，日本修身養性，與世無爭。新中國前三十年，外交成績固然顯著，但由於激進的革命路線，失道寡助。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擁有強大的軍事、經濟、科技力量。二戰時德國、日本招惹美蘇，遭受打擊而加速滅亡。新中國又“兩個拳頭打人”，同時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違背了在長期革命戰爭年代強調的建立最廣泛統一戰線、反對兩線作戰的原則。
如果說中國比日本多了三年內戰，經濟上是“零”的話，日本仍為“負數”。1950年9月，中國參加朝鮮戰爭與美國作戰。1951年2月，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中國是侵略者。美國加速亞太戰略調整，《舊金山和約》結束對日占領，由占領、削弱日本變為扶持為反共堡壘。美國還建立軍事體係，形成對中國的包圍圈。中國加緊軍備建設，重要工廠要在美國遠東空軍攻擊距離以外。
朝鮮戰爭無疑給垂死的病人注射一針強心劑，更如一股突如其來再次庇佑日本的神風。吉田茂首相高興得大叫：“此乃天助我也！”經濟企劃廳稱“日本經濟的回生妙藥！”鬆下幸之助說：“我們又可以得到勤奮工作的歡欣和機會了”。東芝總經理在佛龕前參拜慶幸。日本電力70%、煤炭80%、海陸交通90%、100萬人以上為朝戰服務，日本國民象支援抗美援朝的中國人民一樣努力生產。隻是，中國在朝鮮戰場上是純粹的消耗，日本則是大大獲益。
1951年初，國內生產總值達到戰前水平，工礦業生產增加50%。1950-1953年，朝戰特需收入總額超過36億美元，占同期外彙收入1/3強。美國大使墨菲說：“日本以驚人的速度把四個島變成一大供應基地，沒有這一招，朝鮮戰爭是打不下去的。”日本一致認為，朝鮮戰爭至少使日本贏得10年以上時間。中國建設則推遲十年，付出了40多萬人死傷，消耗物資560多萬噸，軍費100多億美元占財政支出1/2以上。原定渡海攻台計劃被迫取消，購買蘇聯軍火欠下債務31億盧布，造成還債困難。
美國加速亞太戰略調整，變中國為日本作為美國控製亞洲的基地，由占領、削弱日本變為扶持為反共堡壘，免除日本戰爭賠償，援助日本建設。
中、美、朝、韓都沒有充分估計到對方的反映程度而四敗俱傷，日本卻意外地漁翁得利。越南戰爭期間，日本每年特需收入12億美元，中國在朝戰越戰共付出300億美元以上的代價。日本則緊緊地抱住美國大腿不放，如同傍上大款和“老大”。
1960年代，中國在自己吃不飽穿不暖時，即便沒像日本軍國主義那樣要用武力“解放亞洲”，在激進的意識形態指導下，卻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認為戰勝帝國主義，實現全人類解放，中國人口既使剩下三分之一也值得。於是四麵出擊，廣泛樹敵，要輸出革命，踏平白宮，光複紅場，去解放“水深火熱”的各國人民，把紅旗插向全球，由於過於與美國對抗，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