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6月8日，資產階級革命家、著名學者章太炎病逝，魯迅在距離自己逝世前十天(10月19日)，在病中力疾寫了這篇文章。
寫文章的觸發點是：“上海的官紳為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於是有人慨歎，以為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因此，魯迅在文章中首先要回答的，也就是章太炎與高爾基的不同。這便接觸到了章太炎的悲劇。
章太炎曾經是締造“中華民國”的功臣，在推翻清朝帝製的輿論方麵，卓著勳績；但是，他後來在哲學思想上信奉佛學莊子，辛亥革命後更轉向他先前反對過的儒學；在政治思想上從與孫中山“論政多所不合”(《自述學術次第》)到改組光複會成立共和黨與之對立，並為袁世凱鼓氣，說是“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憲，俯察複來之禍，亦在共和。……大總統總攬政務，責任攸歸，在此存亡危急之頃，國土之保全為重，民權之發達為輕。”(轉引李劍農著：《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165頁)後來雖迫而反袁，思想已走下坡路了。在文化思想上，章太炎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曾視為“使人淫縱敗常”的“洪水猛獸”。(《〈王文成公全書〉後序》，此後，章太炎甚至發展到為軍閥孫傳芳所利用，成了孫的婚喪祭禮製會會長，要他主持投壺儀式，他雖然沒有去，但是也接受了一些饋贈；後來則接受蔣介石的饋贈，為其宣傳“讀經有利無弊”。因此，遂為論者不滿。但是1933年3月9日，日本侵略軍進圖華北，蔣介石與之妥協時，章太炎等奮然而起，發表宣言，揭露蔣“陽示抵抗以息人言，陰作妥協以受敵餌”的投降政策。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章太炎發表意見，同情學生愛國運動，指斥當局壓製。可見他功過雜陳，並非完全晚節不終。
但是，如果與高爾基比，則屬於兩個階級了。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
二
由於章太炎本身的弱點，因此就被反動當局所利用，連追悼會也是“官紳”召開，“為小民所不敢到”；“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因此，魯迅就不能不站出來對章太炎作一個正確的評價。
評價涉及三點：
第一，著眼於革命業績。魯迅說：“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魯迅自己之師事章太炎，就“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文章對這一點論之頗詳。
第二，分清功過是非。章太炎的確有缺點，缺點產生的原因是“既離民眾，漸入頹唐”。但是評價一個曆史人物還必須從大處著眼，魯迅“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因此，缺點與其相比，“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