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魯迅在1936年6月初，曾經大病一場，到6月30日漸見好轉，他在《日記》中追述當時病情：“自此(五日)以後，日漸萎頓，終至艱於起坐，遂不複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當時宋慶齡特地寫信慰問魯迅，十分懇切地勸他立即住院醫治或轉地療養，信上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魯迅卻認為既然革命需要自己，更不應該離開“戰場”，放下筆來。所以他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寫本篇時，魯迅仍在病中，見9月5日《日記》：“……下午須藤先生來注射，為《中流》(二)作雜文畢。……”即指此篇。本篇實際上是魯迅的遺囑，概括了魯迅一生的戰鬥精神，表達了一個偉大革命家的愛憎分明的態度和崇高的革命氣節。
二
《死》是一個嚴肅的題目，但是魯迅卻順著自己的思路，娓娓道來，彌感親切。他先是從史沫德黎為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中說到這位德國的女木刻家“好象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引出本文的命意。但魯迅的筆鋒一轉，就接觸到了現實：“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輕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象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這是因為中國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慘重，不少人日夕掙紮在死亡線上，仿佛已經泯滅了生與死的界限。“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魯迅用輕鬆調侃的筆調，卻十分嚴肅地告訴了我們：“死”在當時中國人生中的地位。
三
從中國人對“死”的觀念也可以見到嚴酷的階級分界，窮人“大抵以為死後就去輪回”，因為，“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怎麼體麵，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著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卻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或者“化為居士，準備成佛”；或者“讀經複古，兼做聖賢”，他們活著超出“人理”，死後也就超出輪回。這裏指的是蔣介石政府的考試院長戴傳賢。他曾在考試院內設有佛堂；並通電“讀經救國”。
魯迅說還有一種小有金錢的人，則預備安心做鬼。他們以為做鬼猶如做人，活著所享受的一切可以隨身帶到陰間繼續享受，這是“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正如在宗教觀念中反映著人生觀念一樣，對“死”的觀念也反映著打上階級烙印的人生理想。
四
說到自己對死的態度，是“隨隨便便”，魯迅幽默地稱自己“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
為什麼？
因為“近十年中，有時也為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象並不想到自己。”
“故舊雲散盡，我亦等輕塵”，這是辛亥革命失敗後哀範愛農的詩；近十年來，劉和珍等的死，左聯五烈士的死；楊杏佛的死，時縈胸懷，對自己也就淡然處之。
接著說因為近兩年病多，就記起了自己的年齡，再加“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就想到了死。好意的不說，惡意的就有楊人所謂“魯迅先生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了”。這裏順手給予一箭。
然而一想到死，魯迅覺得“要趕快做”，希望在極有限的光陰中，加緊工作。這就是魯迅對待死的態度。
魯迅曾說過：“人生現在實在苦痛，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1936年3月26日致曹白信，《魯迅書信集》第967頁)正是在這樣的信念支配下，魯迅在病重期間仍忘我工作。據許廣平回憶：“他曾偷偷地做工，而在我預定回家時間前停止。使一麵達到自己目的，一麵免我責勸，這樣的精神是可怕的，而且後來連病中預計的夜間休息也不大做得到，拿起筆來了。……後來連睡眠的時間也延遲了。一個戰士的愛惜身軀，是如同愛惜子彈一樣的，然而勇敢的戰士當負傷時，卻是仍然力疾起來，不惜最後的極力擲出手榴彈。”(許廣平：《關於魯迅的生活》)魯迅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五
由於病不斷的加重，於是引起了關於死的預想。
然而它雖使“善感的朋友下淚”，自己卻十分坦然。魯迅幽默地說：“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所謂“瑣事”，其實並不是瑣事，就是他留下的七條遺囑。這凝聚著他一生鬥爭的經驗，顯示著他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非凡的人格。
這七條“遺囑”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據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回憶，魯迅當時的經濟是相當緊迫拮據的。但他生前既不為敵人所利誘，死後也不願為敵人所利用。不義之財，棄如敝履。表現了魯迅高度的革命原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