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且介亭雜文》是魯迅1934年寫的一部雜文集，共36篇，由魯迅於1935年12月30日編定，1937年7月上海三閑書屋出版。
魯迅當時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為“越界築路”區域，即租界當局越出租界範圍以外修築馬路的區域，意即近於“半租界”。“且介”兩字，分別為“租界”兩字的各半。“禾”和“田”都去掉了，隱喻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吞和掠奪。
這是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序文，除開頭一小段敘述雜文雖然受到壓製，圍剿，攻擊，“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的情況外，其餘三段，實際上提出了三個問題，同時也回答了雜文在“圍剿”中反而蓬勃生長的原因。
第一個問題，雜文是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因為它是階級鬥爭中的“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特別是魯迅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因此，魯迅大量的雜文，是概括階級鬥爭和思想鬥爭的經驗的。在與對手短兵相接中，往往不容許有充分的餘裕，使作家能夠從容地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熔鑄到創作中，表現在形象和典型裏(參見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大量的雜文，都是時代的產物，迅速，直接，明快，及時。這種特點又決定了它的藝術形式。魯迅的雜文，反動文人當然十分忌恨它；以文學作為“敲門磚”的人也不喜它。魯迅說：“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麼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見一種叫作Tsawen的東西。這真要使有誌於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並不是爬進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梯子。”(《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魯迅早年寫小說，也絕不是為了要進“藝術之宮”，他隻是同樣為了人民的需要，以便揭出當時人民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既然懷著這樣的目的，因此他更著眼和致力於直截了當的對舊中國的“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采用雜文形式。晚年，他將自己為革命而寫作雜文比作“農夫耕田，泥匠打牆。”他希望，“前進的雜文作者”，決不要計算是否可以用文學的手段作為向上爬的梯子。應該正如工農的做工種田一樣，決不計較自己的貢獻。也惟有這樣，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為革命而寫作，甚至為此犧牲性命也在所不計。
當然，不能將雜文與長篇小說對立起來，但是，如果責備當時為什麼要提倡寫雜文並認為因此妨礙了“偉大的作品的產生”，證明對魯迅雜文的意義缺乏應有的認識，對當時的時代也缺乏應有的認識。
魯迅說：“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他說：“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為了現實的鬥爭，魯迅曾經放棄他兩部已經初步構思好的長篇小說的創作；為了鬥爭，他曾經放棄了他關於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字體變遷史等學術性著作的寫作。這自是中國創作界和學術界的損失，但是他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用他所獨創的雜文直接表達了億萬人民的心聲，宣揚了革命的真理，完成了崇高的曆史使命，不但足以補償了他在文化史上的損失，而且由於他以雜文的形式概括了階級鬥爭和思想鬥爭的經驗，卻在中國近現代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樹立了巍峨的豐碑。
二
第二個問題，“戰鬥一定有傾向”。這是魯迅的一句名言。它總結了文化戰線上鬥爭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