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向就是階級立場，正如列寧所說：“因為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能夠不站到這個或那個階級方麵來(既然他懂得了它們的相互關係)，能夠不為這個或那個階級的勝利而高興，為其失敗而悲傷，能夠不對於敵視這個階級的人、對於散布落後觀點來妨礙其發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憤怒。” (《列寧選集》第1卷第153頁，人民出版社中譯本)共產主義者從來就認為隱蔽自己的政治觀點是可恥的，魯迅的每篇雜文都表明著他鮮明的政治主張，他反對那種標榜“第三種人”的騎牆派；用折中、公允的“中庸之道”來作自己的護身符；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莊子哲學作為自己的防空洞。他從來不相信有“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且介亭雜文二集·再論“文人相輕”》)即使莊子，魯迅也指出他“無是非觀”的虛偽性，試看他在《天下篇》裏，正是“曆舉了別人的缺失，以他的‘無是非’輕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且介亭雜文二集·“文人相輕”》)因為魯迅一則說：“文人不應該隨和；……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象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再論“文人相輕”》)再則說：“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七論“文人相輕”——兩傷》)而魯迅正是以他的全部著作實踐了他的宣言。
當然，對手也是有他們的戰鬥傾向的，並且很堅執。邵洵美、林希雋等人所以輕視魯迅的雜文，正是他們傾向性的表現。魯迅揭穿了他們“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佯稱要求產生偉大的作品，想一下子把雜文扼殺，其實還是為的雜文的內容刺痛了他們，使他們覺得格格不入，與他們的美學趣味大異其趣。
三
第三個問題，說明自己雜文的特點和意義。
“當然不敢說是詩史”是自謙，其實魯迅的雜文正是他那個時代的史詩。“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是千真萬確的。“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這是對不顧時代特點客觀條件是否允許一味要求“史詩”式的“偉大作品”的微諷。
“我隻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以隱喻當時時代的黑暗。“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以“小釘”、“瓦碟”做比喻，一方麵固然自謙，另一方麵說明雜文的實用。“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正說明時代需要雜文。
魯迅從來是從改革家的角度來考察雜文的，在早期，他就大力倡導這種文體，在《兩地書》中，他曾說：“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雖在割去敝舌之後，也還有人說話，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麵”；到晚年，他又讚揚雜文的“言之有物”，“和現在切帖”“生動，潑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因此，他“更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且介亭雜文·徐懋庸作〈打雜集〉序》)在這裏，使我們看到他在提倡雜文背後的火一樣的革命熱情。不論從事哪種文體的創作，這樣的革命熱情是應該具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