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一切過程中，各種矛盾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的各個方麵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都不能平均看待。在矛盾的兩方麵中，其間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方麵。事物的性質，主要地由矛盾的主要方麵所規定的。因此，在分析矛盾時，切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分不清矛盾的主要方麵，從而模糊了對事物的性質的認識。
《琅嬛文集》的作者張岱，他立“虛心平氣”為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極境，標榜中立，好像很是公平。他之論東林，認為“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為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他之嚴責東林，認為東林也竟有小人，是不可輕恕的事。相反，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倒大可推崇了。他的邏輯是：“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一則蒙醜，一則可嘉，豈不是抑此揚彼是非顛倒了。結果乃是：“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中立雲乎哉？符合客觀實際的評價應該是：“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
張岱的錯誤的認識根源是缺乏辯證法，要好，就是絕對的好，一有缺陷，就一無是處了。他不知道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純，總是相對的；不純，則是絕對的。在純與不純的矛盾中，當然還要分清那是主要方麵，那是次要方麵。如果認為任何事物純與不純的矛盾，都是半斤八兩，那就又陷入了另一種形而上學了。魯迅說：“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張岱雖然自以為客觀，標榜中立，但是由於頭腦裏缺乏辯證法，也就不能如實地反映按照辯證規律運動的實際，就得出錯誤的結論了。魯迅所揭示的這一規律，是我們評價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所必須遵循的準則。
六
事物的性質，主要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麵所規定的。掌握了矛盾的主要方麵，就能從大處分清是非。魯迅說：“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老百姓能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麵，主要不是思辨的產物，而是實踐教給他們的。
魯迅引了《大美晚報》的一則“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關閉在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饑腸，……”魯迅說：“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老百姓就是這樣，通過自己親身經曆的實踐來分清是非黑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用實踐來檢驗，當然比關在書齋裏苦思冥想更能認識真理，更容易掌握主要的矛盾方麵。
封建時代的張岱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魯迅下一轉語：“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因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社會的真正的基石。隻要有人民在，總會爆發出革命的火種的。
但是，應當珍惜這火種，避免無謂的犧牲，所以魯迅說：“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這樣立論就避免了任何一種片麵性的。
七
辯證法，是最完整深刻而無片麵性弊病的關於發展的學說。魯迅熟練地掌握辯證法以後，他就更加深化了對客觀現實的認識。他看到了事物之間各種各樣的聯係，他看到了對立的矛盾無不在一定條件下轉化；他看到了現象與本質的對立統一中本質的實在性，他能夠更自覺地從不管怎樣虛幻和難以捉摸的假象中去捕捉本質，……有人說，魯迅後期的雜文為什麼寫得這樣活，思想的活躍，文筆的活躍，節奏的活躍，是那樣儀態萬千，富於變化。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掌握了辯證法。我們發現，他的思想常常在那裏繞彎子，往往幾百字一篇短文，有好幾個彎子。這不是他故弄玄虛，而是他的思想反映了客觀辯證法的結果。魯迅的文章中的所謂繞彎子，實際上表現了“概念的相互依賴”，因為，在反映客觀辯證法的頭腦中，一定會出現“一切概念的毫無例外的相互依賴，一個概念內另一個概念的轉化，一切概念的毫無例外的轉化”，總之，“每一概念都處在和其他一切概念的一定關係中，一定聯係中”，(見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組成它們的辯證運動，這就是觀念的辯證法。魯迅說：“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這短短一句，就表現了兩個彎子，兩層意思。火種是石引起的，因此，隻要有石在，就會有火種。這裏，石是最主要的，最本質的東西。石隻要在一定條件下，就會爆發出火種。這裏，出現了思想上第一個彎子；但是，“不要再請願”，就是要珍惜火種。因為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如果徒手請願，隻能徒然犧牲，使火種熄滅。這樣，思想又轉入第二個彎子。石、火種、請願這三個概念都在一定關係中，一定聯係中，都會在一定條件下轉化。
有人說，魯迅的雜文難懂。除了時代背景，社會經驗以外，就在於他的思想深刻性。如果讀者想不到這樣深，就覺得難懂了。思想深刻性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如實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複雜運動。因此，即使要研究魯迅的雜文的藝術，也不能單單從外在的形式方麵去找根據，必須看到它的體現辯證法思想的內容對形式的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