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說：“認識……認為在自己麵前真實存在著的東西就是不以主觀意見(Setzen想象)為轉移的現存的現實。”列寧對這段話大加讚賞，批注：“這是純粹的唯物主義！”(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這就是說，認識任何對象，必須擺脫一切主觀的想象，而如實反映現存的現實。把後人附加的成分當作曆史真相，實際上把想象代替科學了。這是既違反唯物論，又違反辯證法的。
因此，魯迅認為，“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於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虛懸”就是唯心主義，“極境”就是形而上學，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來對待文藝現象，當然會背離實際，陷入“絕境”的。 所以，魯迅的結論是：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
要認識事物，隻有認識事物的矛盾性。但是，一個事物的矛盾性又與其他事物的矛盾性相聯係的，隻有了解到它們的全部總和，對這一個事物才會有恰當的認識。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也隻有對這個人的社會關係的總和有所把握，才能對這個人有恰當的了解。然而，即使這樣做了，還不能保證主觀認識就全部符合客觀實際，還隻是“較為確鑿”。魯迅在這裏留有餘地，並沒有把話說死，這正是他的辯證法的修養。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麵、一切聯係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麵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再論工會、時局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魯迅與列寧的這個意思是相符合的。這是研究一切客觀對象唯一的科學方法，當然也是研究文學的唯一的科學方法。
三
既然任何事物(人的思想、表現思想的著作)都是矛盾所組成。自身處於矛盾中，又與其他矛盾相聯係，因此，隻有從矛盾入手，才能了解一個人的思想、著作。基於這樣的認識，魯迅認為，倘要編集，“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著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這是充滿辯證法的觀點，因為任何事物都是和其他的每個事物聯係著的，有著多種多樣的關係，越是能全部展開這樣的關係，就越是能加深對其中每個事物的認識。
在編集時如果兼錄反麵材料，更有著特殊的效用。即使反麵材料所起的消極作用，從辯證法看來，它在一定條件下也會轉化為積極的作用。例如，30年代叛徒楊人曾發表過《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魯迅指出：“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群，但使謙讓者潑剌起來，卻是一利。”魯迅說，“有一利必有一弊”和“有一弊必有一利”可以相互轉化的。“小無恥之旗”的弊在於“引出無恥群”，然而“利”卻也埋伏在這裏。假使不能“引出無恥群”，還不會使“謙讓者”猛醒而潑剌起來的。
“謙讓者”即妥協者是不懂辯證法的。他們編起集來，大抵悔其少作，美其名曰：“愛惜自己”。章太炎晚年手自編定的《章氏叢書》，駁難、攻訐、忿詈之作都不收，魯迅說他大約認為“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他可算得是“謙讓者”了。然而得到的是眼前報，國民黨黨棍吳稚暉反過來卻說章太炎過去對他是“含血噴人”，還諷刺他得到國民政府的優遇。曾經現戰士身的章太炎將甲胄拋棄了，敵人於是拔出劍來。這是辯證法的懲罰。
四
世界上的事物總是對立麵的統一。發展是在對立麵的鬥爭中進行的。因此，要把握一種事物或曆史現象，就要了解對立麵雙方。盡管古人不懂得辯證法，但是不妨礙他們猜測到了這一點。因為他們力圖想按照客觀情況辦事，這樣，他們就接近了辯證法。因為主觀辯證法無非是客觀的辯證法的反映，它原為生活中所固有的。
魯迅說：“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曆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幸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知道全般是很重要的。全般就包括著矛盾，包括著對立麵雙方。因此，要知道全般，一定要了解矛盾的各方。
戰鬥的作者，社會上一定有敵對。他的攻訐駁難之作，都是有所謂而發的。如果抽去了那一麵，就顯得他無的放矢，好像在那裏放空炮。“一任鬼蜮的伎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因此，如若要研究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是必須研究鬼蜮伎倆的。
魯迅是很懂得這一點的。在台靜農編輯《關於魯迅及其著作》時，本來要將法國羅曼·羅蘭稱讚魯迅的一篇文章收入的，魯迅卻不同意，他建議將這換一篇謾罵攻擊他的文章，即陳源的《致誌摩》，在那裏邊，陳源對魯迅是極盡詆毀之能事的，例如說魯迅是“刑名師爺”，“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說魯迅的文章，隻能放進“應該去的地方”。如果有誰認為魯迅偏激，就應該看看這個論敵的跳踉的。因此，魯迅在自己編集時，就很注意收錄反麵材料的。
魯迅說，“我嚐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棱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麵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的幾分懵懂的。”研究一個作家戰鬥風格的特點，該包括研究形成它的條件的。隻有懂得形成它的條件，才會真正懂得為什麼會形成這種風格。如果不研究魯迅所處的社會環境，不研究他的論敵的那一套攻心的戰術，是無法說明他的雜文的戰鬥風格的。這也是“知人論世”的方法論。
魯迅的結論是：“我以為以後該有博采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魍魎的形狀的禹鼎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