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七日清晨，在江蘇昆劇院門前，見《蓋山書影》第二輯上、下二冊，然已為齊康捷足先登，價二百七十元，似尚不貴。時遇徐雷，告巳於太平北路長江路口之五元書店中，設一舊版書櫃，約去看書一二十曰上午，周瑞玉來電話，談華章舊書店倒閉事，店主戴某一度興致極高，宣稱要辦成南京最大最好的舊書店，然幾經挫折，頓失雄心，日前又因鄰居失火被燒去萬餘冊書，遂至心灰意冷，決計金盆洗手，退出競爭。因告周徐雷新開舊版書櫃信息。周立刻要去看書，邀我同行。至則果有值得購讀之書，惟標價極高，竟超過拍賣價。仍選購了《複興後的首都》、《黔遊心影》）、
《紅毛長談》及這一本《文史選刊》。
此書版權頁署安徽省文獻委員會、安徽學院史地學會主編，毛邊紙印，三十二本。書前有《卷頭語》，說明此書編輯由來。當抗戰期間，大別山抗戰遊擊根據地中出版的《安徽日報》，自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起開辟《文史》副刊，開始“隻有安徽省文獻委員會（那時還叫安徽省史料徵輯委員會）和安徽學院幾位愛好從事文史研究的教授和同誌經常寫稿，後來越刊越久，外來的稿件就愈多，有的來自遙遠之後方，有的來自本遊擊區的各地，不覺逐漸引起廣泛的共鳴作用”。到了抗戰勝利，1946年4月，這份《安徽日報》休刊，編者們“為了要把以前的工作作一個結束，並且把各期的重要作品保存起來，藉供閱者的參考”，於是從前後四十八期副刊所載二十五萬字的文稿中，選取五分之三，“編成這一部選刊本”。
選刊中除了純學術性的作品，也選載了一些有關學會活動和副刊工作的文章，如《文史》副刊的《發刊詞》，《本刊周年紀念》和《本刊第二周年》，《我們的工作》，《安徽省文獻委員會第一次史料展覽會速寫》等，從中可以看出，在這一塊抗0根據地中，文史研究和學術活動，居然能夠搞得有聲有色；安徽學院的史地研究會，分成閱讀組、專題研究組、現代文獻組、鄉土調查組、史地教育組、史學辭典組，由此可以肴出其工作的對象，以當代為重點，這個方向的選擇當然是明智的。
在那祥一種艱難的環境中堅持下來的這份學術副刊，以及作為一種總結的這本選刊，是值得珍視的。
《水雲樓詞續》
《水雲樓詞續》牌記及首頁書影
同治七年雕版線裝本，價十元，
十一月二十四日晨得於倉巷書攤，毛邊紙本，薄薄一冊，刻印俱不算精；書麵無簽條，書名以墨筆題於書皮上，書尾亦有同樣字跡墨筆跋識一行：“此水雲樓詞續一卷，係上元宗湘文先生輯刊”。蔣春霖為清季著名詞人，時稱與納蘭性德、項鴻祚鼎足為三。此集中多關涉宗氏之作，宗氏輯刊，自當較為可靠，且事涉鄉邦，遂購之回。
歸査有關資料，《叛書偶記》未著錄此本。唐圭璋先生《蔣鹿澤評傳》中說，蔣死後，“他的朋友於漢卿，搜集他的未刻之詞，合之宗湘文所藏的未刻詞，共四十九首，刻於嚴州。”龍榆生先生《水雲樓詞》（見《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箝出版社1997年版）文中則說，“鹿潭死後，於漢鄉裒其未刻之詞，以畀源翰之弟，合之源翰所藏手稿，都四十九首，厘為《水雲樓詞續》一卷，刻於嚴州。”《中國文學大辭典》列《水雲樓詞》條，言“同治十二年（1873）宗源翰補刻《水雲樓詞續集》一卷，收詞四十餘首”。
各家所言，均以《水雲樓詞續》刊行為蔣氏身後之事按蔣氏同治七年冬往衢州訪宗源翰，道經吳江，船泊垂虹橋，自殺身亡。此中故事，頗足玩味，龍榆生先生文中所載甚詳，茲不贅言。而此本牌記明署“同治戊辰季秋開雕”，收詞亦正是四十九首，戊辰正當同治七年（1868）。據此，或則蔣氏之死，不在冬季；或者此書之刻，不在蔣氏死後。而上述諸家似均未見此本。
《近代詞鈔》中收蔣氏詞作，錄於《水雲樓詞續》者七首，經與此本對勘，有數處相異。如《鈔》本《揚州慢》上闕“占籮徑”，《續》本作“占蘿徑”；《鈔》本《玲瓏四犯》下此與前書同日所得。
問價時，攤主伸出三根手指，心中疑為索三百元，頗沮喪，及問明是三十元，遂不敢猶豫，稍還價印付款。
這是方誌敏烈士的遺著第一次以《可愛的中國》
為書名結集出版，也是惟一一次以烈士的手跡影印出版。我們這一代人，上中學時就開始讀《可愛的中國》，《可愛的中國》書彩，其中《清貧》一文，並且收入了中學的教科書但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精美的版本，正文紅欄黑字，宛如真跡；藍緞封麵，書名燙金，樸素而又莊重，這大約也是當時中國影印出版的最髙水準了“送君江上水《續》本作“送君江水上”；《鈔》本《琵琶仙》上闕一舸青琴”，下闕“恁柰銀甲秋聲”，《續》本分別作“一舸青斑怎奈銀甲秋聲”；《鈔》本《慶春宮》上闕廣彌望秋”，下闕“誰知彳於”續》本分別作“彌望秋憐”，“誰知躑躅相較而言，多以《續》本為勝。
書前有馮雪峰先生的《說明》，詳細地介紹了烈士遺稿的來曆和保存、出版情況，以及正在進行中的搜集烈士遺稿工作。方誌敏烈士的遺稿，是一位朋友從獄中帶出，經魯迅先生轉馮雪峰先生，後又請已經保存著瞿秋白烈士遺稿的謝澹如先生保管到上海解放，才由馮先生送中國革命博物館保存。值得一提的是，不但這位朋友在這裏沒有留下姓名，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中，就連謝、馮二先生的姓名也從這一過程中消失了。馮先生還“說明”了這樣一件事，抗戰期間，謝先生擔心烈士遺稿散失，曾以《方誌敏自傳》的題目在上海鉛印出版過一次，但“事先並沒有征求過我們的同意”，因為當時客觀環境的凶險，“而謝先生的用意又是好的”，所以“我們是能夠諒解的”。“諒解”兩個字，用在這裏分量是很重的；“不諒解”會怎麼樣，馮先生沒有說，但他的自身經曆可以說為此做了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