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張先生向來極端反對慶壽，我們也不懕提倡世俗慶壽的儀式”，所以中國學術界的三位領袖人物，“提議一個簡單而富有意義的祝壽方法，就是徵集幾十篇有價值的論文，刊行一本紀念冊，獻給這一位學者與學術界功臣，作為他七十歲生B的一點壽禮”
其實商務印書館作為慶壽紀念的還有一項決定，就是將正編印中的《中國文化史叢書獻於張先生，以誌紀念”。
張先生對於這種紀念方式是同意的，次年的二月，即紀念集出版後，曾分別向倡議者和部分撰稿者表示謝意。收入紀念集的論文，確實當得上“有價值”這一評語。
論文共分八類，“總類”兩篇，“哲學”四篇，“社會科學”六篇，“語文學”一篇，“自然科學”兩篇，“藝術”兩篇，“文學”一篇，“曆史”四篇。三位倡議人以身作則，都有作品編入。胡適先生是哲學類，《述陸賈的思想這是他當年與張先生做鄰居時的著作，他認為陸賈“聖人不空言，賢者不虛生”的人生觀，最接近於張先生積極的處世態度；蔡元培先生是文學類，《汪龍莊先生致湯文端七劄之記錄與說明》，也是以劄中涉及人物，無非年高而德劭”者，“以之介壽，較為適宜”王雲五先生是曆史類，《編纂中國文化史之研究》，對於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叢書》編蓁出版的來龍去脈，此文提供了最切實的研究資料。為這本紀念集撰稿的，還有張君勱、葉恭綽、蔣維喬、唐鉞、張東蓀、陶希聖、張天澤、馬寅初、吳經熊、孟森、謝國楨、吳其昌、傅運森、周昌壽、馬衡、滕固、黃炎培、朱希祖、韋愨等當時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風洗人物。葉先生的《曆代藏經考略》，滕先生的《南陽漢畫像石刻之曆史的及風格的考察》，孟先生的《己未詞科錄外錄》，周先生的《譯刊科學書籍考略》，馬先生的《關於鑒別書畫的問題》等，都是我所愛讀的內容。
張先生的誕辰是1867年10月25日（農曆九月二十八曰），按照中國人的習慣，七十壽辰在1936年10月，所以前文有“限期很短”之說。這本紀念冊還是沒有趕得上壽辰，在次年一月印出。版權頁上列出的校對者多達七人，可見慎重之程度；初版後不久即再版，亦可見其受文化學術界歡迎的程度。
此書未見版權頁，封麵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出版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字右起左行，
書脊破損，而古籍書店標價竟亦達八十元，後以六折售。
前有鄭振鐸先生序，開篇即說：
雁北文物勘嗒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組織的覘模較大的一個關於文物的實地調查研究的工作體，它的這個報告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出版的關於這一方麵的科學的調查報告，：
兩個“第一”，說明了這本書的價值。
書尾有斐文中先生總結，其中列出了勘察團的成員和組織情況：
團長：裴文中（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副團長：劉致平（清華大學營建係教授）？陳夢家（清華大學國文係教授）？總務：王守中、王樹林文物局總務科考古組：組長：陳夢家。（兼）副組長：傅振倫（北京曆史博物館設計員。
閻文儒（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員》。
組員：王遜（清華大學文物館》。
宿白（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古建組組長：劉致平（兼副組長：趙正之（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員會組長及北京大學建築係教授）莫宗江（清華大學營建係副教授》。組員：朱暢中（清華大學營建係胡尤敬清華大學營建係）。
汪國瑜（清華大學營建係）。
誠如鄭振鐸先生所說，“隻有在人民政權的時代，方能有這樣的工作團組織起來，才能這樣的得到各方麵的通力合作”。不過換個角度看，也隻有在那個年代，才有著這樣集結專家學者的可能。此後同樣在鄭先生主持下進行的對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等的考查，也有著同樣的專家背景。倘若沒有這樣一大批專家的存在，單憑“組織”能力是無濟於事的。鄭先生懷著詩人般的激情與浪漫寫道：
“我翻閱著，再翻閱著這末一衣報告，心裏湧現出新中國科學界的光榮的遠景，和光明燦爛的將來。“正象徵著新中國的專家、學者們的無限光明的將來”
他自然無法預見到幾年以後中國文物所麵臨的浩劫，更無法預見到幾年後中國文化界所麵臨的浩劫。僅僅一年之後，鄭先生就不得不將自己的愛書藏書“反省”為“一大惡癖等於積財1954年批判《紅樓夢》研究上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全麵清算胡適思想”，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都使鄭先生不得不努力加強《思想改造”；1957年夏天，鄭先生身邊的一大批老朋友、老間事成了右派，僅上述名單中，據我所知，就有陳夢家與傅振倫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鄭先生隻能把這看成是“父母”管教犯了錯誤的“兒女”，並且寄希望子“父母”“會照樣地疼愛犯了錯誤而要決心改正的兒女”；到1958年，鄭先生終於也淪為批判對象，甚至不得不對自己進行“脫胎換骨”的全麵否定。
這個話題未免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