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由馮先生主持的影印出版，則是“得到黨中央宣傳部的同意”的。
從獄中帶出方誌敏同誌遺稿的，不是“一位朋友”，而是兩位朋友。1981年第2期《文教資料簡報》（南京師範學院圖書館、中文係資料室編）中，刊載了高家駿、程全昭口迷、黃中海整理的《方誌敏的遺稿是怎樣送交魯迅的？》高家駿敘述了他在南昌行營軍法處看守所擔任文書期間，與方誌敏接觸，為方寫作提供方便，以及約其女友程全昭至南昌取走方誌敏遺稿並送上海的經過，時間是1935年的7月初；並說到7月底他辭職去上海為方誌敏送出第二批信件的事。程全昭的敘述與高述相吻合，並詳述了她到上海後去宋慶齡家送信，去內山書店找魯迅先生不遇，托書店轉交文稿和信件，到中華職業學校送信給李公樸的經過，並說到1961年方誌敏烈士的夫人繆敏與她及高家駿聯係的事。
1980年第6期《魯迅研究資料》（魯迅博物館魯研室編）中，刊載了胡風所述方誌敏給魯迅先生信送達後的一些情況，據說信上的內容，是“請魯迅、宋慶齡、蔡元培等以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向社會發動一個營救他的運動”。胡風“把此信送給吳奚如同誌看，他將方誌敏給黨中央的信留下，並說方誌敏來信中的意見，請魯迅先生研究處理”。魯迅先生的意見是社會營救未必對方的處境有利，後由吳奚如將此意見轉告了方誌敏。
這與高家駿所述他去上海送第二批信件時，內山書店轉達魯迅先生交代的四個字“以逸待勞”，是相吻合的。
方誌敏比瞿秋白幸運，犧牲後沒有再遭醜類們潑髒水，《可愛的中國》也得以不斷重印並陸續增補，從最初的三篇文章到1982年第四版時的詩文十七篇，總印數至少有數百萬冊了吧。但這一種影印本的數量，則隻有三千冊，好像也沒看到有人介紹過。時隔半個世紀，此冊書品仍屬上佳，堪稱淘書幸遇。
馮先生曾說到，這一影印本的出版，“是為了今後整理烈士遺著的方便，同時也為了他的戰友、親屬和同誌們能夠比較容易地得到這種可貴的紀念品”。這本書的版權頁上沒有標出定價，大約當時主要是用作紀念品，不知道是不是也出售過。
太湖書店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價六十元。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去九中為女兒開家長會，因時間尚早，複去太平路口看徐雷之舊版書專櫃，又挑出舊書三種，即《吳風集》、《無鐋導遊》（大鐋報社1948年3月版，蓋紹周編）及此書。
購下此書與《無鐋導遊》，一半是因為書中所記遊曆之地，皆江南風光名勝，一半也是因為王稼句先生托我代覓舊年無錫景觀散文；所以書到手後，即將《東南環遊記》中的無錫部份複印出來，與中有插圖若幹的《無鐋導遊》，都寄給了稼句，
此書著者芮麟，無錫人，當年大約在從事社會教育（民眾教育）工作，然可謂性情中人，且文字亦清麗。在《自序》中，他坦率地說：
予嚐蓄大願三：盡交天下好男人，一也；盡讀天下好文章，二也；盡遊夭下好山水，三也好男兒不易得，好文章不易求，惟好山水則可恣吾性而遊之，故一以放乎山水為樂。
“好男兒不易得，好文章不易求”，從來如此，然而一語道破，是要有些英雄氣的如今，是連好山水也難得一見了。
書中共收遊記八篇，《三百裏間春似海》，記1934年春自無錫出發遊杭州，登莫幹山，複經湖州過宜興，無錫。文中間有舊詩，也雜有新詩，時見妙語。《揚州紀遊》將揚州寫得如天堂一般，大約是很能讓剛被《閑話揚州》觖了黴頭的揚州人揚眉吐氣的。《馬跡山遊記》中，也寫到了莊俞先生在《我一遊記》中提出的“避暑合作社”的計劃。《京鎮春遊小記》中，寫到南京的幾個景點，“明孝陵是一首沉雄的詩，中山陵是一篇豪放的散文漳雄偉雖不及中山陵，而秀麗實過之”；牛首山“林菁茂密，削壁百仞，禪宇僧寮，掩映朱藤綠樹間，景色清幽欲絕”……這些評語，都可謂“深得我心”的。
《舊書筆譚》代序
舊書都是從新書而來的。
正如每一位老人都曾年輕過，每一本舊書也都曾有過簇新時的挺刮與帥氣。然而，也正如並非每一個人都能活到古稀耄耋的高壽，不是每一本新書都能有幸成為舊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