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作為病人一方呢？過去我背後有國家支撐，現在國家退出了，完全市場化了。我背後也沒有醫療保險公司支撐，你向我超額提供的醫療服務，要我作為患者完全承受下來，我當然是不肯了，有時我們從香港地區到內地去看病也能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區別，明明是一個很正常的檢查，弄下來沒有幾千塊錢醫院不會放你出來，非讓你住院做檢查。明顯可以感到這裏的許多醫療服務是多餘的，所以這裏是有問題的。
國家之手到底在哪裏？過去計劃經濟時代，國家之手顯然太長了，但是改革的初年，我們完全從一個計劃經濟走向了一個純市場化製度，以致國家完全退出了，這就是我一直說的，今天中國各級政府要麼是缺位，要麼是越位。
所以，如果說現在政府這隻手無法給患者提供支撐，那麼正常的醫療保險在哪裏？假如沒有第三方來購買服務，直接讓患者跟醫生在醫院這個市場上短兵相接，那麼可能引發的事件是無休止的。
主持人：其實我們知道中國的改革一直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在這個過程中，既然是摸，當然也需要一種探索精神。
邱震海：過去摸著石頭過河，摸出了很多成績，也摸出了很多偏差，所以未來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繼續摸著石頭過河，不能在摸出一大堆成績的同時，再繼續摸出一大堆偏差。坦率而言，醫療改革在1989年即20世紀80年代末的時候已經產生了偏差。當時完全是大規模的市場化，然後到1998年，中國無論是住房改革還是醫療改革，基本上都出現了一個分水嶺，當時的領導人以及他們周圍的人——智囊、學者們也基本都認為市場化是靈丹妙藥，因為對於過去計劃經濟的弊端他們是深惡痛絕的。當時給領導人提供決策智囊的這批學者早年都是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他們已經深知那些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的弊端，而且他們在40多歲的時候，大多到西方去短期進修學習了一下，對兩麵的東西都是一知半解，對計劃經濟一知半解，對於市場化也一知半解，所以回來以後就以為市場化是靈丹妙藥，認為隻要一味地向市場化推進就能夠取得成功。豈不知，即使在一個成熟的西方國家，無論是歐洲這樣的福利國家、社會民主主義國家，還是在美國乃至中國香港式的純資本主義體係下，政府這隻手是永遠在的，發揮一個適度的、最後的保障功能。其中的戰略哲學是什麼呢？就是讓每一個老百姓，無論窮富，無論男女，無論有無能力，都活得有尊嚴。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要保障人的尊嚴的。所以，一方麵需要大規模的市場化，但另一方麵政府的調控之手也需要發揮作用。
對於醫療改革，到西方國家去看過、住過一段時間的人都知道，像德國或者英國完全是政府保險加私人醫院的體製。德國有兩種醫療保險，一個是法定的醫療保險，另一個是私人醫療保險，基本上患者永遠不會直接向醫院購買醫療服務，患者永遠是借助背後的第三方即醫療保險公司——或者是法定國家醫療保險公司，或者是私人醫療保險公司——去跟醫院、跟私人醫生簽約。
所以，假如有這麼一個第三方來購買醫療服務，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就會受到一個製約，因為醫療保險公司作為第三方是不會那麼容易支付的，如果你亂開藥、亂診斷，他是不會付費的。然而今天我們沒有第三方，服務供應者過度地提供醫療消費，由此自然造成患者對醫生、對醫院的極度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