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救人的醫生，最後居然成了病人的受害者；需要被治療的病人，居然對為其治病的醫生充滿怨恨和不信任。這種反邏輯、反常識的現象之所以發生、蔓延，原因不在於醫患雙方的任何一方，而在於改革的邏輯出了問題。由於改革早年的邏輯出了問題，所以醫療改革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偏道。
溫嶺悲劇發生幾天後，我在一期節目裏作了對醫療改革的評論：
主持人：浙江溫嶺醫患糾紛事件中，33歲的嫌疑人連某某因為對於微創手術的結果不滿而持刀行凶。您怎樣來看這個事件？
邱震海：這個事件當然比較極端。第一，據查這位患者或者說行凶者本身可能有精神病病史，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問題；第二，關於這位患者或者說這位行凶者之前跟受害醫生之間到底有些什麼糾葛，或者是不是由於醫院做了過多診斷和檢查，以致他花了很多錢，所有這些問題的內幕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說的是一個大背景，就是醫患關係緊張的問題。坦率來講，這已經不是新聞，而且應該說是過去十多年來存在於中國社會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在溫嶺事件出來之後不久，廣州有一家醫院也出現了患者持刀捅醫生的事件，也造成了幾個人的傷亡。
從患者的角度說，我花了很多錢，看病越來越難，越來越貴，而且花的多是冤枉錢，由此就懷疑醫務人員。
患者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和背景，因為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醫院開始市場化之後，確實醫、藥不分，醫生無論出於收回扣還是出於承包收益的動機，都有過一些不合理的行為。從醫生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必須承認，也有一些非常有正義感、有職業良心、有道德情操的醫生。
整體來說，既不是患者的問題，也不全是醫生的問題。那麼醫患關係緊張的原因到底在哪裏？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改革出了問題，改革出了偏差。我們可以非常簡單地回顧一下，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醫院完全是公立醫院，當時的病人看病基本上不用花錢，基本上是免費醫療，隻需花很少一點錢，醫院完全是公家的單位，醫生是國家幹部。你虧了，國家來貼；你賺了，國家也要把你的大部分利潤拿上去，醫院完全不是一個企業單位。而在當時的情況下，那種計劃經濟的模式也是無以為繼的，所以從1989年開始，中國的很多醫院就開始市場化，一是允許醫生承包；二是允許有償醫療；三是開始把醫療服務的價格拉開，有低價，也有高價。
隻有市場化之路才能解決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一些弊端，但是這樣一來就導致很多後來的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各行各業都開始經商，醫生也可以有償服務，換句話說，把公共醫療服務作為有償服務進行市場化改革，並且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坦率來講，1989年後過了十年，一直到1998年，中國開始慢慢實行醫保，但已經為時過晚了，醫保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基本問題是什麼呢？就是醫生跟患者的關係，一個是供給方，一個是需求方，假如我們把它作為一個經濟體，一個是提供醫療服務的，一個是接受醫療服務的，雙方就直接在市場上，在醫院這麼一個小範圍的市場上短兵相接，這中間缺了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國家的位置。
無論是看中國過去這種傳統的、無以為繼的計劃經濟模式，還是看西方的比如我們非常熟悉的歐洲模式，基本上國家都承擔一個所謂購買第三方的角色，或者由國家來購買醫院的服務，或者由一個公立的或私立的醫療保險機構來向醫院購買醫療服務。而不是直接由患者來醫院購買醫療服務。如果你作為直接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我作為患者向你購買服務，你當然會不斷把貴的醫療服務賣給我，把不需要的醫療服務向我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