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中短期的風險控製而言，對房價風險的掌控在於對中國金融風險的掌控。隻要中國不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那麼房價泡沫就不會破裂。而中國是否會爆發金融危機，取決於中國的各種債務風險。從目前情況來看，雖然中國整體債務已經達到113萬億，相當於GDP的200%，但從結構上看，非金融機構債務占64萬億，地方債務占16~18萬億，從整體上看尚在可控範圍之內。尤其是地方債雖然這幾年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但即便以最高值來估計，也還不到GDP的50%，地方政府整體還債能力也還存在。比較值得擔憂的是，由各種理財產品組成的影子銀行是否會構成還款期限錯配，這倒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
四、醫療改革：為什麼一開始也錯了？
都說人民頭上有新的“三座大山”，即住房、醫療、教育，搞得政府疲憊不堪，民眾怨聲載道。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忙於進行各種分析、提出建議，但最終還是未能解決問題。其間到底是什麼原因？
用最直白的話來說，就是政府角色的嚴重缺位。我在其他多個場合都無數次講過：過去若幹年，政府的角色要麼是越位，要麼是缺位。所謂越位，就是不該做的一直做，高度介入經濟，尤其是介入審批領域，不但導致經濟自由度的萎縮，而且更導致腐敗的盛行；而所謂缺位，就是該做的不做，一些本該由政府提供的社會公共服務產品，政府卻完全推給市場，結果導致過度市場化後的另一種扭曲。
住房、醫療、教育三者的弊端無不來源於此。但改革早年的這些偏差又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讀過我的《訪與思——中國人成熟嗎？》一書的朋友可能都還記得其中的一節：“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盲點在哪裏？”我在這裏願再引用裏麵的一些觀點：
改革開放初期，一批原本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學者，開始接觸到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立刻為之所吸引，因而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為高層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強烈市場化傾向的參考意見，以為計劃經濟中的中國隻要實施了全麵市場化，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雖然我對中國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依然懷有敬意，但從他們的身上，我能頗為清晰地感受到這些思維的盲點。時至今日，當世界經濟危機過去後，我還讀到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在大批凱恩斯主義，幾乎將凱恩斯主義等同於計劃經濟。豈不知，西方的市場經濟核心也不光是市場化，而是程度不同地帶有政府幹預的成分，無論是英國的凱恩斯主義還是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都是如此。
當然，如前所述，凱恩斯主義和社會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幹預，又完全不同於中國的政府幹預角色，前者是成熟市場經濟形態下的政府適度幹預，政府不擁有對經濟活動的生死大權，而後者則是一個脫胎於計劃經濟的、正在艱難地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形態，政府角色依然未完全擺脫計劃經濟的思維和色彩。
……
苛刻地說，對一個具有一定邏輯思考和思維穿透能力的人來說，隻要對中國的問題稍加觀察和思考，上麵這些基本上都不是問題。問題是，今天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包括層位極高的官員和名聲極大的經濟學家，似乎都沒有完全明白這一切。正因如此，在中國這些年的改革中才會出現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
現在讓我們回頭來看醫療改革走過的偏差。
2013年10月25日，浙江溫嶺發生了一起嚴重的醫患糾紛事件，一名患者因為對治療效果不滿意，持刀砍向了醫生，導致一死兩傷。
悲劇發生後，醫生們穿著白大褂，戴著口罩、黑紗，打出黑底白字的橫額“拒絕暴力，保障醫護人員身心安全！”高舉“還我尊嚴”“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等標語，在醫院內遊行，高呼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