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三年，具體來說就是2014—2017年，將是中國極其重要的三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絕大多數結構性問題都將在這三年裏從深層浮上表層。中國這三年如果能處理得好，那麼2017—2022年雖然不能說一馬平川，但至少將有比較從容的心情來設計中國未來的長遠發展，應對屆時可能更為艱難的挑戰。
我撰寫本書的時候，恰好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三中全會前發布了“383改革方案”。所謂“383方案”即是包含“三位一體改革思路、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三個關聯性改革組合”的新一輪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動方案。
這種“三位一體”的改革是指：推動完善市場體係，轉變政府職能，創新企業體製。
“八大領域改革”是指：推動行政管理體製、壟斷行業、土地製度、金融體係、財稅體製、國有資產管理體製、創新體製以及對外開放等八個重點領域的改革。
而報告具體提出的涉及上述八大領域的三大改革突破口則指：第一，放開準入，引入外部投資者，加強競爭；第二，深化社會保障體製改革，設立“國民基礎社會保障包”；第三，深化土地製度改革，集體土地入市交易。
無獨有偶，“383方案”也為未來的改革提出了“時間表”：第一，2013—2014年的近期改革；第二，2015—2017年的中期改革；第三，2018—2020年的遠期改革。
這個改革時間表與我在本書中提出的中國未來十年的三個時間段也正好大致相同。可見，在對中國未來改革迫切性的研究上，所有的邏輯都會大致指向同一個方向和時間段。
不同的隻是“383方案”將遠期改革的時間終點設定到2020年。2020年是一個什麼時間？那是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始，也是中國高層提出人均生產總值和居民收入都翻倍的時間點，也是中共建黨100周年的前夜，同時也是這一代領導人即將卸任的前兩年。已經有許多跡象顯示，這一代領導人已將2020年作為一個重要的時間指標來安排內政外交的許多事情。
如本書上一章所述，當我們埋頭國內改革的時候，其實我們的外部環境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無論是美國經濟複蘇及其背後的創新和經濟自由度的支持，還是美國的能源技術和戰略正在改變世界能源格局，抑或中美之間正在發生的種種細微變化，似乎都顯示出，2020年的世界經濟和能源格局以及中美之間的互相依存關係都將會發生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演變過程。
屆時，中國麵臨的挑戰究竟會更為輕鬆，還是更為嚴峻？一切的一切都取決於未來6年裏中國內外戰略的調整。還是讓我們看看中國眼下需要克服的難題。
一、2017年以前：成敗在此一舉
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翻開中國主流媒體有關改革的報道和評論，遲福林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其實，遲福林在改革問題上的名聲不是始自今日。早在20世紀80年代，遲福林就是改革中的風雲人物。20多年後他依然是改革問題的權威，尤其是他曾在海南這片土地上為改革發聲，在中國這恐怕已經絕無僅有了。
本書第二章就曾引用遲福林2011年下半年出席《震海聽風錄》節目時與張燕生有關中國經濟放緩與社會矛盾的討論。2012年開始，我頻頻邀請遲福林從海口飛到香港出席《寰宇大戰略》節目。
節目組孤寒，除了為遲福林購買商務艙機票和預訂五星級酒店外，就再也沒有經費請他到飯店吃飯了。我們的很多談話是在鳳凰衛視的食堂裏完成的；但也正因如此，我們的談話輕鬆很多。每次錄製完《寰宇大戰略》，我與嘉賓們在鳳凰衛視食堂裏的那些談話往往是極有意思的，閃爍著很多思想的火花。
“如果沒有那些特別的原因，你今天很可能是個大官了。”在鳳凰衛視的食堂裏，一位朋友這樣對遲福林說。 遲福林含笑不語。我的團隊裏的90後助理、研究生觀察員想了半天也不明白這個“特別原因”到底是什麼。看著女孩子們一臉的茫然和不解，我和遲福林都樂了……
20世紀80年代，不到40歲的遲福林就在中國改革界頗有名氣和影響力。如果不是後麵發生的一些不應由他負責的事情，今天的遲福林說不定還真成了高官；當然，那樣的話，他是否仍有今天這樣的思想自由，那又另當別論了。
在節目裏，我與遲福林的對話很多時候是“唇槍舌劍”的。2013年10月，“383方案”剛公布，我就和遲福林、任劍濤（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在節目中上演了一場“舌戰”：
邱震海：為什麼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的改革如此重要？
遲福林：我們的增長轉型改革正處在一個曆史拐點，我概括為三句話，就是經濟轉型處在一個曆史節點，社會轉型處在一個臨界點，治理轉型處在一個關鍵點。
邱震海：改革經常是被我們以各種原因拖延了，原來我們一直說改革急不得，因為改革如果推得過快，可能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中國的改革往往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間左右徘徊，這次假如還不能有力地推進改革，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