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這次最大的問題就是，在這樣一個曆史拐點上，改革的時間、空間約束十分明顯，所以我概括為改革正與危機賽跑。
邱震海：如果改革跑不贏危機，又會產生怎樣的情況？
任劍濤：如果改革跑贏危機，當然就滿足了我們的三個願望，一是中華民族的複興，二是國家的富強，三是向文明社會的邁進。如果改革跑不贏危機，社會就可能崩潰，失望會變成絕望，而整個國家發展可能夭折。
邱震海：中國的改革不能再拖了，因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在不斷下行，中國的社會矛盾在不斷上升。所以，零敲碎打的改革孤立地看是有意義的，但是放在經濟下行和社會矛盾上升這麼一個大環境中看，假如不能解決社會矛盾、轉變經濟下行，再好的改革都是沒有意義的。第一，383改革方案第一細則如何出台？第二，阻力到底如何突破？第三，我非常關心的，改革效果怎麼樣？這個效果不能一直拖延到未來五年、十年還不顯現。比如，八項措施裏麵壟斷改革如何進行？壟斷行業，土地改革，財稅改革，國有資產改革，我們就拿這四樣出來，坦率來講，這四樣放在一起都是阻力重重，所以我現在非常關心細則到底在哪裏。
遲福林：現在最難的是固化的利益格局，今天的二次改革和過去最大的不同在於它麵對固化的利益格局，但是我比較樂觀，這個固化還沒有完全凝固，是可以打破的。
邱震海：關鍵問題是當改革涉及具體的部位時，怎麼辦？涉及具體的部位時，它的利益怎麼來解決？
遲福林：這裏當然有一個部門利益問題。我們在打破壟斷上已經有高度的、廣泛的共識。
邱震海：那是反壟斷的人有共識，壟斷的人是沒有共識的，他是不願意去打破的。
遲福林：是，我所謂的高度共識是指什麼呢，大家認為不打破壟斷不行了。比如我們現在的社會資本。
邱震海：遲院長，如果我是壟斷行業的人，我一點都不想打破壟斷，你要打破壟斷，我就會反過來跟你進行鬥爭，說不定把你告上中紀委。最後會形成另外一種利益格局，一種改革與反改革、壟斷與被壟斷之間的格局。所以，會不會出現這麼一種狀況？
遲福林：是，現在就到了這樣一個程度，壟斷的矛盾問題很多，不但阻礙了社會資本進入，而且在壟斷行業內部，本地問題包括腐敗問題都很突出，所以在這個時候打破它，是很好的時機，我相信反壟斷改革在未來的兩三年會有重要突破。
任劍濤：遲院長是非常樂觀的，作為改革設計者應當有這種樂觀性，否則我們切入其中就非常困難。在我看來，解決國有企業壟斷將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問題，但不是沒有辦法切入。比如，在人上、事上、物上、體製上都可以找到突破口，最關鍵是推動改革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決心怎麼樣。
邱震海：你們兩位說得很好。但是無論是下重藥還是下猛藥，我現在關心的是這個藥什麼時候能夠見效。它當然不可能馬上就見效，不可能希望它一兩個星期、一兩個月就見效，但是恐怕也不能等三五年。因為三五年之內中國的經濟還會繼續下降，中國的社會矛盾還會繼續上升，所以打破壟斷的改革能不能跟經濟下降、社會矛盾上升有一個時間上的配合？關於未來，遲院長如此樂觀，您設計的打破壟斷的時間表到底是怎樣的？
遲福林：我預計未來兩到三年，行政壟斷這一塊會破題，甚至在某些方麵會有重要的突破。
邱震海：具體來說，就是在2017年之前，2017年中共十九大要召開，另外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小的換屆，換句話說，在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國壟斷問題一定要解決，是這樣嗎？
遲福林：對，中國至少在行政壟斷方麵會有一個實質性的破題。
任劍濤：但我看這個383改革，破題不是一個大問題，實際性的經濟結構調整才是關鍵性問題。
邱震海：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能解決行政壟斷的問題嗎？或者能實質性地觸碰這個問題嗎？
任劍濤：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或者實質性地觸碰這個問題的難度非常大，但實際上就破題來講，兩三年時間過於漫長，打破行政壟斷的破題必須在半年內完成。
邱震海：也就是說，到2014年的5月之前必須要開始破題，你這個破題的指標是什麼？
任劍濤：破題的指標就是整個行政壟斷的結構性問題已經解決了。
邱震海：什麼叫結構性問題？
任劍濤：比如，國務院各部委的審批項目要結構性地減少。實際上，自兩會以來，半年多時間裏已經減少了200多個審批項目，給各地方、各部門以及民營經濟已經帶來了很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