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援：我們設立防空識別區，當然是希望所有國家，無論大小，都要遵守我們設立的這些規矩，但是如果形成了二元化，軍方戰機在這麼一個狹窄的空間內頻繁出入，很可能會造成擦槍走火事件，一旦出現這種危機情況，就要進行危機管控和處理。怎麼進行危機處理？我注意到我們設立防空識別區時韓國的表態，它隻是提出了遺憾，而沒有直接進行抗議，它隻是說在蘇岩礁問題上，中韓雙方還是有一些可控的措施。比如雙方建立熱線，啟動危機處理機製，我認為這是首要的。也就是說，現在有可能出現危機，但不能事後處理，而是要在危機發生之前就預先處理和預防危機。
我與吳建民的交往始於2005年。2005年10月“中歐社會論壇”在廣東南沙舉行中歐對話，剛剛卸任不久的吳建民前往參加，我對他做了第一次專訪。
時間過去七年半，轉眼到了2013年的上半年。這七年多時間裏，我一直關注著吳建民。在中日關係風起雲湧的時候，吳建民率先出來呼籲理性愛國，反對誤國和害國，因而被貼上“中國最大鴿派”的標簽。
2013年上半年，中日關係繼續風雲激蕩。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引起中方強烈反彈，中方公務船隻在釣魚島前沿頻繁出入維護主權，安倍上任後愈發增加對華敵意。基於這些背景，把吳建民與日本前駐華大使宮本雄二同時邀請到香港，在《寰宇大戰略》節目中展開直接對話，一直是我的想法。
從2012年年底起，邀請吳建民和宮本雄二的準備工作就在緊張進行，雙方日程一再推遲，最後確定2013年4月27日在香港展開對話。萬事俱備，隻欠東風。臨近27日的最後一周，宮本雄二忽然腰部受傷，無法前往香港，但吳建民的機票、行程已定。好在《寰宇大戰略》同時還邀請了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高原明生是當今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國問題專家，我曾多次與他在東京和香港見麵探討。對話在即，我臨時決定由高原明生對話吳建民。
吳建民一上場，態度溫文儒雅，在原則問題上卻絲毫不含糊。
高原明生：我們要全麵看日中關係，日中關係中有兩個側麵，一個側麵是強韌性的。經濟的交流、社會的交流、文化的交流，都是日中關係中很強韌的部分。我們隻看脆弱的部分是不行的，脆弱的方麵確實存在，我們不能否定，比如尖閣列島的問題、曆史問題、安全問題。可是這些強韌性的方麵也是事實，也是我們日中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邱震海：但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所謂的短板或者脆弱的部分蓋過了強韌的部分，至少在媒體中，在老百姓的眼中是這樣的。
吳建民：震海先生，你剛才講的我不大讚成，你認為好像戰略上大家有共同利益，具體層麵全是分歧。但你忘掉了一條，你把分歧作為載體，這是偏頗的。你想想，中日之間，兩國的貿易額去年達到3000多億美元，為雙方都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這不是虛無縹緲的。
亞洲在崛起，日本是第一個崛起的，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得到日本的幫助，這是虛無縹緲的嗎？兩國民間交流大發展，兩國人民之間有很好的交往，這是虛無縹緲的嗎？都不是。
事實是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問題在於分歧和共同利益哪個是主要的。我認為，現在來看，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如果說一門心思老是想分歧，不先解決好分歧就什麼事都不幹，我想這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
邱震海：二位說得很好，中日雙方在經濟發展上存在很大依存，但恰恰是中日之間的政治矛盾，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影響了本來可以走得更快的經濟整合進程，東亞的經濟整合進程遠遠落後於北美，落後於歐盟，原因是中日這兩個亞洲最強的鄰國沒有起到領頭羊的作用。這來源於兩國之間的政治矛盾甚至互相拆台。所以，這種政治上的分歧相當程度上已經在影響我們本來可以走得更快也更加順暢的經濟進程。
高原明生：關於中日關係，我絲毫不低估目前形勢的嚴峻性，中日邦交正常化41年以來，人民第一次講到戰爭，這在過去從來沒提到過，這表明了一種嚴峻性。
如何看待這種嚴峻性？我認為必須注意到兩個原因。第一是變化，日本從1968年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超過了日本，此後，日本再趕上來的可能性比較小。這麼大的變化過去沒有出現過，而變化會帶來擔心，帶來憂慮，帶來恐懼。
吳建民：第二個原因，我覺得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出現了一種思潮，就是民族主義泛濫和民粹主義泛濫的思潮。民族主義包括兩重含義：第一是愛自己的國家，這個沒有錯；第二是排斥外界，這個非常糟糕。民族主義在國家國力上升的時候會泛濫，在國家遇到困難的時候也會泛濫，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全球民族主義在泛濫。第二是民粹主義在泛濫，比如政治家都希望奪得選票，都希望奪得掌聲。這二者結合起來非常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