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想說的是，當打工子女在城市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資源、當打工青年不能得到公平的培訓機會、當公共資源被權勢和資本所瓜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還來責備我們自己沒有能力，這不是自卑的問題，而是不明是非和沒有社會責任感的問題。
2、打工者要理直氣壯爭取社會公平
打工者的看法會有不同，一些人可能認為：我在農村掙不到2000元錢，到城市能夠有機會掙到錢，我已經很感激很感恩戴德了，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另一些人可能認為：我們為城市發展和工業發展做出了貢獻，我們得到的回報和我們的貢獻不相匹配，很不公平。我覺得判斷的絕對標準應該是人性所歸的標準：道德的標準。而具體的標準是什麼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就拿打工者在城市被當做二等公民來對待這個事情，我認為這個不符合道德標準，既不符合社會道德也不符合經濟道德。
在和工友的交流中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就是在很多工友眼裏，公平與否並不是一個可以直接下結論的直白的判斷。原因是，工友在做判斷的時候，不是基於自己此時實際狀況的感受，而是工友往往會設身處地地從老板的角度去考慮，或者說，工友會想象如果自己是老板自己會怎麼做。一些工友這樣告訴我：“我肯定認為不公平，但是老板不這麼認為，而且如果我是老板我也會這樣對待工人。”我現在想知道的是，工友可以設身處地地為老板著想到底是哪個原因？是因為理解人都是自私和利益至上的，所以接受現實；還是，為了將來當上老板以後也可以繼續象老板那樣，所以現在不反抗？
從社會道德標準來說，書中第三編第二章闡述了“生活由當下決定”和“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觀點。農村的老年人和城市中的年輕一代是完全不同。老年人是通過個人經曆的縱向對比來感受時代的變化和自身的變化。也就是說在相對隔離的社會空間裏，人們傾向於縱向地來看待和評價事物。在城市中打工的年輕一代就不同了。打工給打工者帶來的不隻是工資收入，而是整個視野、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變化。在人口高度流動而且持續流動的社會裏，人們通過即時和當下的橫向對比來感受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從而感到滿意或者不滿意。一個人的生活水平如何應該由在哪裏工作和生活而決定，而不是一個人從哪裏來或者老家在哪裏來決定。
3、追求機會公平/教育公平
追求社會公平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代人、幾代人甚至永遠的爭取和努力。爭取社會公平也需要有入手點，機會公平是爭取社會公平的起點，而教育機會公平又是機會公平的起點。
追求社會公平和教育公平是黨和政府非常重視的。在2008年3月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150旗幟鮮明地指出，“真理是思想追求的首要價值，而公平正義則是社會主義製度追求的首要價值。”2010年7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溫家寶總理在講話中指出：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是實現社會公平“最偉大的工具”151。
本章的前麵分析了教育不公平的具體表現。考慮到打工者麵臨的具體問題，要想解決打工者子女的教育公平問題，我們需要考慮下麵幾個關鍵點：
*讓打工者子女在城市享受平等教育機會；
*工廠企業的上班時間應該更人性化和以孩子為中心來設計，以便父母可以有時間照顧孩子；
*政府和社會應該為打工群體提供廉租房／廉價房的服務，讓打工者在城市住下來；
*考慮到打工群體的城市化需要一個過程，所以應該同時在留守兒童集中的學校和社區為留守兒童提供社會支持服務。
4、追求消費公平
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讀到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發表的文章“消費公平決定社會公平”152。我很同意劉副所長的觀點。文中論述道：“以循環的思維來分析，起點更加重要。經濟循環的起點，也就是市場遊戲參與者的能力，其是否公平，是由消費公平來決定的。而作為起點的消費公平，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上一輪循環的結果——收入、財產差距。對於下一輪經濟循環來說，這是既定的曆史條件，無法選擇。二是政府對起點的幹預——通過政府提供公共消費來改變消費的差距，使那些缺乏收入而無法滿足基本消費的人群也能獲得基本生存條件和基本能力，從而徹底改變“沒錢不消費”這個邏輯所造成的能力鴻溝。政府在每次經濟循環起點上提供的公共消費，如教育、醫療衛生、培訓、低保、救濟、社保等，都會有效改善居民的消費能力，包括下一代的消費能力。這種消費能力的改善可以累積起來產生長期影響，從而使每一輪經濟循環的起點更加公平，為校正下一輪經濟循環的公平結果打下基礎。如此一來，在市場經濟循環中，貧富差距就不至於快速擴大，就可以在快速的經濟發展中控製好社會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