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不認同。人家學曆高是因為他從小就可以接觸這些方麵的教育，人家能賺錢是因為他有賺錢的渠道。我們從小就不能接觸，接觸的都是勞動的東西，所以這個肯定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應該是平等的。
問：你覺得這種平等應該是怎麼體現？應該是工人和管理層工資都一樣嗎？
答：最起碼在工資待遇方麵，在勞動成果方麵平等一下。讓富人，讓很有錢的人自己下來勞動，感受一下。
問：你覺得社會上多大程度的工資差異你會覺得是公平的，我覺得有差異是正常的，不應該搞平均主義，但是你覺得多大的差異是我們覺得比較公平的？
答：我覺得他們有沒有錢跟我沒有關係。我關心的是我的生活，我如果今天不上班了，肯定馬上沒有錢了，然後下個月怎麼生活，每天累死累活，還就是那邊一點工資。
問：你的意思是說你不管別人掙十萬還是二十萬，你關心的是你的工資水平能讓你有一個安全感，不是說一定要跟別人比，是這個意思嗎？
答：我隻希望我的生活不是每天買東西都要斤斤計較的，一毛錢、兩毛錢在那裏算，去買一件衣服，貴一點的衣服都舍不得買，沒有錢。還有就過年回家的時候兩手空空，然後在家裏麵玩，把錢就花光了，一年到頭存不下錢。已經出來四年了還是這樣的，光光的，過年沒有什麼禮物帶回去。
幹得越快產量越增加，但工資不增加－和宋誌浩聊天
資本的邏輯是殘酷的、破壞性的和沒有人性的，所以它置環境破壞和工人健康損害於不顧。資本是最不容忍民主的，所以工人不知道自己工資的秘密。資本又是最講虛偽和欺騙性的民主的，它用各種手段讓人們迫不及待地出賣自己的勞動，以便獲得微薄的工資。
工人也許不知道工資結構性的秘密，但是工人知道工資是不公平的，知道工資、產量和勞動量之間的問題。2011年6月1日我在蘇州和宋誌浩聊天，從他的話中給了我下麵的思考：
*資本在經濟核算中不計算工人的健康成本。宋誌浩的工作中接觸有害成分，防護措施根本不到位，但是他把這些歸咎到自己沒有技能，因此隻能做這樣的工作。
*資本不把產量提高和工人工資提高掛鉤。
宋誌浩1990年出生，老家在甘肅酒泉瓜州，在縣城上的中專，學的是選礦專業。後來在老家的礦山工作了一年，然後出來想在大城市見見世麵。2010年3月來的蘇州，就一直在這邊工廠裏打工了。下麵是他的話：
“2010年10月份我進了一家工廠，已經在這裏幹了八九個月了。沒有更好的工作，沒辦法。做的是數碼相機和手機屏幕，觸摸屏的，那個有銀，銀本來就有毒性的，藥液也有毒，因為含有苯、乙醇那些東西。帶手套，但是那個手套很薄，一接觸金屬一不小心就破了。藥液滲到手裏是經常發生的。像自己沒有什麼特長和技能，沒有辦法。工廠裏麵一個月下來可以拿2000塊錢。
“現在年輕人都是這樣，都想幹快點，幹完可以休息一會兒，但是你幹得越快，產量越增加，但是我們的工資還是這樣，而且更累了。比如今天主管讓我們做15個產量，平時就做12個，因為一般做不了15個的。他說，本來3點下班，我們1點半就幹完了12個，他感覺反正這個時間也是閑著，我們可以多做幾個是沒有問題的。”
消費不公平
收入不公平和消費不公平是相聯係的，但是從分析問題的視角和解決問題的手段來看，這兩者又是不同的。如果簡單地概括，消費有兩個層次的目的：一個是為了滿足需求，另一個是為了滿足需要。需求是的是我們人為了在社會中生活要具備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須；需要是基於人的欲望而產生的要求，比如，我們要有住的地方，但是我們希望住漂亮的別墅而不是簡陋的房舍。當我們談消費不公平的時候包括了需求和需要兩個層次的不公平。有的人也許會說：既然掙不到那麼多錢，就不要有那麼高的要求。但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平等和公平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人已經不會再像古代社會一樣接受自己的“地位”和“命運”。更何況，人民群眾越來越有能力來分析不公平背後的原因。
2011年8月初，英國倫敦發生了暴亂，很多年輕人燒毀汽車、搶劫商店。倫敦一位青年說，參與搶劫是要把自己“每便士的價值都奪回來”。英國利茲大學和波蘭華沙大學社會學教授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Bauman）評論說：“這不是饑餓或麵包的暴亂。這是有缺陷的和不合格消費者的暴亂。”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和倫敦經濟學院的大衛·哈維（DavidHarvey）評論說：“現任首相凶猛的本能看起來更傾向於打開高壓水炮，搬來催淚瓦斯部隊，並使用橡皮子彈，同時油腔滑調地強調道德標準的淪喪，文明的衰落，以及家庭價值和誤入歧途的年輕人令人悲哀的墮落。但問題是，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這裏的資本主義本身就已經是粗暴得凶猛。凶猛的政客欺瞞他們的開銷；凶猛的銀行家掠奪公眾的錢包；CEO、對衝基金操盤手和私募天才洗劫財富世界；電信和信用卡公司在你的賬單上添上什麼費用；店家搞價格欺詐；……這種光天化日的搶劫，而且是針對窮人、弱者、樸實的人，以及不被法律保護的人的搶劫，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學，在今天成為秩序。”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