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棟林
甘肅回族文學應該說在我省的文學事業中，發展較為緩慢但紮實穩健（這是和本省漢族作家以及其他的少數民族作家的成長相比）。從建國到現在的五十多年中，甘肅出現了二十多位男女作家，可以說屈指可數。他們的創作曆程也都艱難曲折，長期與青燈做伴。他們的創作一般都經曆了三個創作階段：一、節日文學。二是一心潛入生活而又帶著一些久而形成的框框來寫作。三是擺脫了一些束縛，進行有真正文學屬性的寫作。可以說，甘肅回族文學的螺旋發展與我們社會的文學主流文本的曲折發展幾乎是同行同步的。這要歸咎於一個相同的原因：這就是回族作家詩人們盡管在生活中有時必須使用宗教語言，但甘肅絕大多數回族作家是用漢語來寫作的，他們使用的藝術坐標大致是漢語言文學的坐標。這就決定了回族文學在思想、心理、美學追求、藝術技巧、語言等方麵有別於其他的少數民族，與漢族作家在許多地方有著相同點而又在一些微妙的細節方麵有著迥然的差異。當然，這種差異最本質的還是他的民族的獨特性所決定的。換句話來說。就是回族作家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遭遇了許多的尷尬、無奈或者說是艱難險阻，觀念的解放必須打掉兩層枷鎖：即如何回歸到文學的應有的屬性之中；如何使社會、世界、尤其是自己的民族接納、認可、歡迎自己創作的文學作品。
像《穆斯林的葬禮》這樣的作品，雖然得了獎，在兼顧文學的應有屬性方麵作了一些有益的實踐，但它卻在尊重民族的特性及感情方麵，還有不足和遺憾。而張承誌以筆為旗，深入西北，開掘本民族的寶貴文化資源，為讀者捧出了《金牧場》、《西省暗殺考》、《心靈史》以及大量的以民族生活或者說是民族曾經曆過的許多苦難為內容的美侖美奐的散文，使得中國的回族文學真正帶有了旗幟性的張揚。當然，我們也毫不隱諱，張承誌在他的文學實踐當中，在感情上是有一些偏頗的地方，但他的主流本質是為我們利用我們民族的自身文化資源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創作而作出了很好的表率。這又是與霍達極為不同的地方。
甘肅的回族作家因所處的地域生活環境，對自己民族的心理、習慣、文化觀念等有著更深的了解，同時他們又從張承誌與霍達文學創作實踐的經驗教訓上得到啟示，使得他們從一開始就冷靜理智地注意到了我所提到的第二點，首先是考慮在複雜的社會條件下尊重並愛護自己民族的特性及美德，像吳季康獲得全國第二屆民族文學評獎一等獎的短篇小說《有那樣一排白楊》及他的其他中短篇小說《齋月》、《啞者》、《守望墳塋》等就充分注意到了這二者，作品一問世就受到了社會各界包括自己本民族讀者的讚揚。
甘肅回族作家和甘肅其他的少數民族作家一樣，有著堅守良知與理想的美德，他們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的確不能與有一些著名作家如張承誌、霍達、陳村等相比——他們甘於寂寞，在社會轉型的大潮中，一直守望著自己的精神家園，站立在文學舞台的樓梯口，靜觀著舞台中央的物是人非、漣漪點點，更沒有塗上文化口紅和香水去招搖過市。所以說他們中的好多人幾乎都被文學圈的人遺忘了，盡管他們一直以筆為犁。
造成這種境況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少數民族作家及其創作缺少更多的關注。本來，文學已經無可奈何地走向了社會的邊緣，而少數民族文學從始發到現在不可爭辯地處於弱勢的位置，在文學下滑的慣性中隻能是被螺旋推至更邊緣的位置。這種位置在世俗的慣性支配下更加邊緣化，大多作家的作品更加被漠視被忽略。
在這裏，甘肅的回族作家都深深感謝寧夏文聯楊繼國先生、寧夏大學文學院的魏蘭先生，是他們在先後出版的《中國現代回族文學史》及《回族文學概觀》兩本著作中向中國社會各界、向世界推介了甘肅的數十位回族作家和詩人。他們與他們所代表的專業機構顯示了一種久違了的親切和善良。
在文學原有價值道德標準被屢屢顛覆，坐標多元，商業化操作日益膨脹蔓延的情況下，原有的堅守可以說是很脆弱的。因為前些年出現了一些複雜情況，不少報刊對於民族作家的作品和寫少數民族生活的作品采取了繞行躲避的態度，不少回族作家的作品因此而失卻了好多發表的機會。所以說，回族作家離文學的起跑線不是很近而是漸行漸遠了。
盡管困難很多，但甘肅回族作家及其他的少數民族作家還是從透出的幾線曙光中看到了希望，他們用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狀態進行辛勞的寫作。可以說是碩果累累。岷縣的作家馬步鬥寫作幾近四十年，從上個世紀到現在，他創作了八部長篇小說和報告文學，平均每五年磨一部，為了寫作得了一身病。我們從《大梁溝傳奇》、《李家鋪外傳》、《太平寨》等百多萬字的作品中，得到了一種昭示，這就是用不惑的創作去爭取讀者，因為讀者和廣大的人民群眾才是作品的最終法官。而從上個世紀50年代就走進甘肅文壇的作家趙之洵、楊光榮、周夢詩、女詩人張杏蓮則耕耘不止。楊光榮把自己的文學觸角伸進了民族的宗教生活之中結集出版了《環球卡爾白》、《朝覲的日子》兩本散文集。這兩本散文集一問世，首先在西北的少數民族尤其是穆斯林群眾當中產生了很大的效應。讀者不僅從作品當中得到了文學愉悅，同時這兩部作品又成了中國穆斯林朝覲的指南工具書，可以說是集趣味性、知識性和宗教文化於一體的文學作品，被有的評論家評之為是“繼《穆斯林的葬禮》、《心靈史》之後中國回族文學創作的第三個裏程碑式的作品”。而與楊光榮先生幾乎同時走上甘肅文壇的女詩人張杏蓮，也出版了她的詩集《星月下的穆斯林》，她的詩作也引起了不少專家和讀者的好評，原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在讀完他的詩後欣然為她的詩集題寫了書名。回族作家多思、達烏、周夢詩、買鴻昌、李誌堅、雍桂英、陝海清、韓慧群、馬琴妙、馬頻、敏奇才等也創作出了一大批有著民族特色樸實醇香的中短篇小說，如《馬家巷人物》係列、《血秋》、《齋月的日子》、《麥麥出嫁》、《血恥》等等。這些作品見諸於《民族文學》、《回族文學》、《朔方》、《飛天》、《甘肅民族文學》等刊物，可以說，這些中短篇小說的思想性、藝術性、民族性以及透過作品浸透出來的美感都可以和一些當今優秀作家的作品相比，在創作觀念、技巧、語言上都可圈可點。同樣，甘肅回族作家的散文和詩歌的創作也有了大麵積收獲，老作家趙之洵新時期以來出版了六本散文集和詩集，老學者郝蘇民出版了散文小說集。女詩人沙戈出版了多部詩文集。張家川縣的老詩人毛敬文出版了兩本詩集，省直的散文家李榮珍出版了兩本散文集。臨夏的高誌俊、馬琴妙、馬黎明；甘南的敏彥文也有著作問世。宛廷聚、楊建民、邸廣平、楊文炯、馬朝霞、海紅霞、馬玉蘭、馬文東、馬東平、張玉蘭、丫丫等新老作家也屢有作品在省內外發表。值得一提的是回族有了自己的文學評論家，西北師大的肖金龍還受聘於英國的一家高等院校，參與文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