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馬步升以敬畏天地、寬容他者、建構主體為支柱，描畫出高原“住者”的生存智慧譜係，無疑將啟發著我們對中華民族之生命力進行“新的估量與新的認知”。
四、真善美：實踐的“生存一生活”美學
在現代文學史上，有許多作家從農村來到城市時，因文化差異生活不順心緒迷茫之故，都選擇了精神返鄉，或者牧歌化自己的鄉村經驗，或者批判鄉村習俗中世紀式的陰冷與殘酷，由於過於強烈的情感訴求，所以，對鄉村的生活、形象或風情等等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變形。相對而言，馬步升也有著“農村·城市”的類似經曆，但他並未進行循環式的都市書寫，而是把它化為自己內在的修辭參照，在精神心理經驗等等方麵都始終持守並置身於黃土高原的生活腹地，直麵深入他的記憶他的血肉他的生命、仍保留著豐厚的農耕文化形態與韻味、摻雜著酸甜苦辣愛恨情仇世態炎涼的高原生活與情感之“真”。這裏既有《故鄉天下災荒》的“人相食”之慘烈，也有《絕地牲靈》式既淡泊靜守又與外界相連的、瑣碎平凡安寧並千年不變的山村日子；既有《往事白描》中的血色械鬥、牧羊、做小船工之類高原風情，也有《我把我的大眼睛想著》之類獨特的“漫花兒”，它充滿著高原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成為他們的身份象征；既有《風雨周祖陵》式的曆史滄桑感悟，也有《信念是一種物質》式的執著坦率真誠以及其他種種社會世相，馬步升以自己的全部情感與心血為基礎，以高原生活為對象，對它進行細描解剖與繪神，鐫刻出當代文學版圖的“另類”風景：它不是搖滾樂霓虹燈桑拿浴卡拉OK之類，馬步升對絕地、馬蓮河、周祖陵、無名峽穀、晉地叩佛、旱地節日、路遠哥以及其他高原人等等物事的選擇，既賦予它們以豐富的文化內涵，又有意識地以“鄉村發現”來展開雷達所倡導的“民族靈魂的重鑄”，因此，他在散文中所著力表現的生活真相與情感真實就潛在地承擔了提升文學精神的重大使命。
但馬步升並不原生態地呈現，他顯然是有意識地避開了五四時期鄉土作家們對農村的“審醜”實驗，無論麵對何種對象，馬步升都以“善”作為自己的批判與取舍標準。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講，“善”本屬於道德範疇，有論者認為，藝術之“善”存在於三個層麵：第一個層麵是現實生活中的“善”，即“人”對外部現實之目的性的要求和願望的實現；第二個層麵是審美主體提煉現實素材時所作出的道德評價和判斷；第三個層麵是文學所具有的功利性。也有論者認為，“善”具有把各種“非審美因素轉化為審美因素”的文學中介作用，即把現實生活“先經由道德化而後達到審美化、使原先在生活中不一定具備鑒賞價值的東西變成可供鑒賞的對象”。馬步升通過“善”的“透鏡”來重返“鄉土”的時候，他是有著獨特而又係統化的道德傾向的：一是關懷的對象性，馬步升既認同雷達等人所倡議的當代文學要“對弱者表示物質關懷、對強者表示精神關懷”，也更加注意到廣大的“中間人物”所需要的日常關懷之變動、複雜與意義，因之，在《婉約情懷》、《永遠的花兒》、《故鄉天下災荒》等文中，他表達了關懷所具有的“形而下”與“形而上”的針對性及其效果；《問路與指路》、《大補與大缺》則從反麵表達了關懷失措所可能導致的“負效應”。一是對正麵價值的倡導，如《西施之死》對生命的尊重與博愛，《孩子的手》之“贖罪”以及其他如自由、公正、勤勞、精誠、堅韌、奮鬥、理想、希望等等都成為馬步升散文的精神關鍵詞，麵對著文學“後現代化”的衝擊，馬步升堅決拒絕傑姆遜式的“避免道德評價”與米蘭．昆德拉式的“道德審判延期”，而是展開了對象，“總體”之道德化；當然，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惡”了。盡管恩格斯講到”惡”是曆史前進的杠杆，但麵對著它的破壞性，馬步升仍然在《論蒼蠅是小人》、《辦公桌上的東條英機》、《生活中有這樣的人》等等篇章中對趨炎附勢、紅眼病、戰爭狂、權力欲等人性之“惡”予以尖銳批判，同時，這也啟發著馬步升時刻清醒地保持著對事物合理性質疑和對一切價值的策略性重估並有意識地實現文學的”向上”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