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立指出，美蘇在第三世界的介入往往和當地的政治鬥爭纏繞、交織在一起，產生很多與美蘇的初衷相矛盾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和政治精英有他們自己的算盤，有他們自己的要求，他們並不是超級大國的馴服工具和應聲蟲。在美蘇試圖利用和擺布他們的時候，他們也竭力利用超級大國，試圖從美蘇手中得到更多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來實現現代化，來對付他們自己的國內政敵，鎮壓民眾反抗，維持他們的權力和統治地位。結果，常常出現“小國操縱大國”（the tail wags the dog）的現象。冷戰發展的時期正是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運動高漲的時候，冷戰使非殖民化進程變得更動蕩、更艱巨、更充滿暴力和破壞性，使得第三世界的動亂、危機和革命，此起彼伏，一波又一波。大國的幹涉使得當地社會的矛盾更加複雜，衝突的結局更加撲朔迷離。美蘇在第三世界的冷戰爭奪，實際上代表了西方在後殖民時代對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的繼續幹涉。
在文安立的筆下，美蘇在第三世界的幹涉已經超出人們習慣認為的東西方衝突。從第三世界領導人的角度看，美蘇都代表發達的西方國家，都希望將西方模式強加給落後的非西方國家，換句話說，在第三世界領導人眼裏，美蘇在第三世界的幹涉實際代表了南北衝突，即富國與窮國、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衝突。
“新冷戰史研究”第二波中還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就是弗吉尼亞大學外交史教授麥爾文·萊夫勒（Melvyn Leffler）。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作《為了人類的靈魂：美國、蘇聯和冷戰》中，對美國的政策作了很多批評和檢討。在討論導致冷戰結束的原因時，萊夫勒認為，戈爾巴喬夫起了主要作用，因為主要是他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而裏根的作用是次要的。裏根的作用並不在於他對蘇聯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強硬政策，使戈爾巴喬夫害怕和恐懼，而在於他能夠贏得戈爾巴喬夫的信任。裏根在他總統第一任期內，對蘇聯采取強硬態度，推動星球大戰計劃，支持阿富汗的反蘇抵抗力量，雖然他在私下也曾致信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連科，建議美蘇舉行限製核武器的談判，但裏根在第一任期內推行對蘇強硬政策隻是加強了蘇聯的不妥協立場。裏根並非固執己見到底之輩，他在第二任期內，調整了對蘇政策，從強硬轉向對話，和戈爾巴喬夫舉行多次高峰會議，保持密切溝通，建立相互信任。導致裏根在第二任期對蘇采取緩和政策的國內和國際因素包括：國內為了緩解預算壓力；國外為了緩解西歐國家的壓力。
萊夫勒讚揚裏根和戈爾巴喬夫兩人表現了渴望和平的決心和勇氣，能夠超越他們各自前任的局限性，克服身邊一些持強硬觀點的顧問的反對，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核武器問題、常規武器問題、德國問題、東歐問題）達成一致，結束冷戰。戈爾巴喬夫做的讓步多，但裏根也作出一定回應。
總之，“新冷戰史研究”第二波，特別是康納利和文安立的作品，通過其對冷戰中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第三世界的幹涉和爭奪的原因、影響和後果的深入考察和分析，彌補了“新冷戰史研究”第一波學者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展現了冷戰作為一個全球現象的全麵圖景，從而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冷戰作為全球史的了解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