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史研究”第二波的一個代表人物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外交史教授馬休·康納利（Matthew Connelly）。他於2002年出版《外交革命：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鬥爭和後冷戰時代的起源》一書。在這本書中，康納利將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鬥爭置於東西方和南北方的雙重矛盾中考察，指出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的鬥爭既包含東西方（美蘇）對抗的因素，又包含南北方（殖民地人民與殖民主義國家之間、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矛盾的因素。康納利詳細描述了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在發動爭取獨立的鬥爭時，既利用全球範圍的美蘇冷戰矛盾，又利用地區性的種族與宗教矛盾，來最大限度地爭取國際支持，孤立法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既爭取東方（共產主義陣營）的支持，比如1958年派代表團訪問中國，又積極尋求南方（穆斯林國家和組織）的援助。結果，在法國人的眼裏，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鬥爭，既有共產主義滲透的影子，又有伊斯蘭教抵抗基督教的味道。
通過考察阿爾及利亞反法鬥爭，康納利指出，僅用冷戰的眼光來看待1945年後的曆史是不夠的，不全麵的。在1945-1991這段曆史中，除了東西方的對抗之外，還有南北矛盾，阿爾及利亞衝突就是這方麵的縮影。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既尋求共產主義陣營的支持和援助，稱自己持反帝的立場，又呼籲阿拉伯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對基督教文明，這種文明的衝突實際上是南北矛盾的體現。冷戰結束後，哈佛大學教授亨庭頓（Samuel Huntingdon）提出“文明衝突論”，一時名聲大噪，吸引了很多眼球。這是因為很多人在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曆史時，隻是把這段曆史簡單地看成是一場自由民主製度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東西方衝突，而忽視了這段曆史中所包括的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間的南北矛盾。在1945-1991年這段曆史中，東西方衝突常常“劫持”和掩蓋南北糾紛，而實際上，不同文明之間的南北衝突要比冷戰時的東西方衝突曆史更悠遠，持續時間更長。實際上，亨庭頓所描述的那些“文明的衝突”，在冷戰時期就一直存在著，隻不過是人們沒有注意罷了。人們如果意識到冷戰時期存在的南北矛盾，就不會對亨庭頓的“文明的衝突”論，大驚小怪了。
康納利著作的意義在於：它向我們提出應該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世界曆史的問題。它提醒我們：戰後世界的演進中有多種曆史進程在起作用，其中，冷戰和非殖民化運動是兩個主要的進程，我們既要探尋這兩個曆史進程各自的發展脈絡，又要考察它們之間是如何互相影響的，我們應該摘掉冷戰眼鏡看問題。
“新冷戰史研究”第二波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國際關係史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他於2005年發表《全球冷戰：第三世界的幹涉和我們時代的形成》一書。此書一問世，就引起冷戰史學界廣泛關注，好評如潮，獲得多個學術書獎。就像康納利關注第三世界一樣，文安立也把目光聚焦第三世界。他開宗明義地告訴讀者，他在寫作《全球冷戰》一書時，腦子裏就想著美國在伊拉克的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他認為，不了解冷戰時期美蘇在第三世界的幹涉和爭奪，就不能完全把握當今世界的很多錯綜複雜的問題。他批評過去冷戰史研究中的“歐洲中心”傾向，認為過去學者們過多強調美蘇在歐洲的對抗，過多強調他們之間的軍事和戰略的競爭，而忽視兩個超級大國在第三世界的爭奪，忽視研究美蘇是如何努力影響和改變第三世界地區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走向。文安立提醒讀者，在冷戰期間，如果歐洲那麼重要，為什麼美蘇領導人要在第三世界花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那麼多的人力和物力？他指出，實際上，美蘇在第三世界的爭奪才代表了冷戰的最主要的方麵、最核心的問題。在歐洲由於兩個軍事集團的存在和對峙，冷戰衝突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間和機會很少，而第三世界卻是一個充滿機會的競爭場所，是美蘇兩家推廣和驗證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論和經濟發展場所。美蘇在第三世界的爭奪，不僅是為了獲取軍事優勢（盟友、基地等），更主要的是希望通過幹涉第三世界的內部事務、影響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來顯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經濟模式的優越性和合法性，來證明自己所信仰的價值觀念具有全球適用性，來打擊、詆毀對方政治和經濟製度的合法性。因此，美蘇在第三世界的爭奪代表了冷戰衝突的核心和實質，即證明和顯示誰代表的製度最好，誰代表的製度能更好地解決人類所麵臨的共同社會和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