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類案情過多，不作處理無法向乾隆皇帝交代，皆作處理又妨礙公務，且無意義。乾隆二十八年時，一個地方官員上奏乾隆皇帝，要求將各地瘋人通行鎖錮，免得他們“播弄筆墨，滋生事端”，給政府找麻煩。旋即經乾隆皇帝批準執行。這樣一來，全國瘋人便都成了專政對象。
還有一些案例是下層士人不安本分、熱衷躁進而自投羅網。當時，有一些迂腐儒生如李超海、安敬能等，古書讀得入迷，總以為乾隆皇帝是求賢若渴的曠古明君，而自己則是管仲、樂毅、諸葛亮一類的命世之才。為了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人頭地的企圖，或者著書立說，以求留芳於世；或乘科舉考試時於試卷上痛快淋漓地寫上一通自己的見解，抨擊權貴，將古比今，以求自炫。什麼製衣冠、定樂章，改正朔，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誰知這些也都正觸到乾隆皇帝痛處，官未撈成，反而一個個都成了刀下之鬼。這些人也許至死都不明白，他們是犯的什麼罪過。
通對乾隆前期的各起文字獄，雖然數量眾多，而且罪名也定得嚇人，但是核其實際案情，真正意圖反清的幾乎沒有，至多不過是對乾隆皇帝的一些具體政策和個別地方官員有不滿情緒，而乾隆皇帝卻不分青紅皂白，概予嚴懲。因而，這一活動在全國的蔓延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後果。為了維護正常的封建統治秩序，一些官員上疏乾隆皇帝，對當時各級政府機構“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類多例逆案”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要求對於此類案件“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視為大案，極意搜羅”。
乾隆通寶（背龍鳳紋開爐大錢）然而，這時乾隆皇帝搞文字獄搞得正帶勁，哪裏聽得進去這些逆耳之言。對於建言者，嚴詞訓斥之外，往往還以革職降級處罰。這樣一來，誰也不敢說話了。這樣，由乾隆皇帝掀起的這股製造文字獄的歪風愈演愈烈，並且一直延續到了乾隆皇帝在位之末。
乾隆後期，隨著乾隆皇帝專製統治強化到了頂點和查繳禁書在全國的普遍開展，各種類型的文字獄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據統計，從乾隆三十八年開館纂修《四庫全書》至其歸政前，文字獄案件又有50多起。對於當時的文化事業和18世紀下半葉中國政局的發展，都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由於統治經驗更加豐富，乾隆後期，在製造文字獄時，乾隆皇帝改變前期聽憑地方官員亂箭齊發的做法，將清查“悖逆”著作集中到收藏、閱讀明末清初滲透強烈民族思想的各種曆史和文學著作上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皇帝通令全國，以“明季末造野史”和“國初偽妄詩文”為重點，查繳禁書。在此同時，他還不時選擇其中一些著作升級處理，製造文字獄。
如當年十一月，剛剛頒布查繳禁書諭旨不過三個月，他即一手製造了屈大均詩文案。他一方麵嚴令廣東官員傳諭屈氏子孫呈繳明末清初抗清誌士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和所刊詩文，一方麵又令兩江總督高晉至南京城外雨花台一帶確訪屈大均衣冠塚，企圖毀墳滅跡。僅因查繳禁書活動剛剛開始，乾隆皇帝不便將屈氏子孫問罪，兼之以年代久遠，屈大均衣冠塚舊跡不存，此案才不了了之。
屈案之後，明人所作或清人所輯刻的各種涉及明清易代之際的著作如《編行堂集》、《皇明通紀》、《喜逢春傳奇》、《國朝詩別裁集》、《六柳堂集》也先後被禁，所有書籍及版片通行查繳，解京銷毀。受此牽連，原書作者、輯者和主持刻印此類各書人的後裔也分別被追究或者受到刑罰處分。
與此同時，他還一手製造了轟動全國的徐述夔詩獄案，以推動查繳禁書活動的深入開展。徐述夔是江蘇東台縣的一個舉人，生前著有詩文多種。徐死之後，他的兒子徐懷祖將其遺作刊印行世。乾隆四十三年時，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因田上糾紛同本縣監生蔡嘉樹結仇。蔡嘉樹赴官府首告徐食田私藏禁書。江蘇布政使陶易受理此案時，因為蔡嘉樹舉止卑汙，不準所控並擬坐蔡以反誣之罪。但是乾隆皇帝得知此案後，案情卻戲劇性地發生了變化。
經過對徐書的審查，乾隆皇帝從中發現了許多反對清朝統治的“罪證”。如《詠正德懷》一詩中稱：“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又，其《一柱樓詩》稱：“明朝期振融，一舉去清都。”在他看來，“大明天子”，不用說是指明朝皇帝，“壺兒”者，“胡兒”之諧音也。“明朝期振融，一舉去清都”也被他牽強附會地解釋為“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顯有去本朝興明朝之意”。這樣一加解釋，徐述夔“係懷勝國，暗懷低譏，謬妄悖逆，實為罪大惡極”。除此之外，他還發現，為徐校訂詩作的兩個學者一名徐首發，一名沈成揭，均非命名正理。“必因為逆犯校書後，始行更改此名”，“詆毀本朝剃發之製，其為逆黨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