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勒炳阿心領意會，在嚴刑之下，使張、劉說出了彭家屏從中唆使的全部情況，同時，還意外地從段昌緒臥室中抄出了吳三桂叛亂時發布的反清檄文，段昌緒還在檄文上“圈點加批，讚賞稱快”。吳三桂叛亂失敗後半個多世紀，竟然還有人敢於傳抄和保存這樣的文件，顯然又是一起極為嚴重的政治事件。
這樣，乾隆皇帝師出有名，除嚴令追問段昌緒抄自何處之外，還懷疑曾在吳三桂叛亂老巢雲南任職的彭家屏也藏有類似文字。經過嚴詞盤問，彭家屏被迫交代出家中藏有《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變紀略》、《酌中誌》、《南遷錄》以及抄本天啟、崇禎年間政事等明末野史數種。
這樣，案情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乾隆皇帝以為，圖勒炳阿“今經辦出逆檄一事，是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因而決定將其仍留原任。彭家屏則因收藏禁書和身為地方鄉紳挾私妄奏等罪而被革職拿問，並派人抄沒其家。
在清查抄家時，又發現了彭家屏不少新的罪證。如其所刻族譜，取名《大彭統記》，幾與累朝國號稱謂相同；又稱彭姓之始，本於黃帝、昌意和顓頊，附會荒誕，自居帝王苗裔；而且書中凡遇明神宗萬曆年號，皆不避乾隆禦名，“足見目無君上，為人類中所不可容”。為此，他下令賜彭家屏自盡，將其家產全部籍沒。收藏、傳抄吳三桂反清檄文的段昌緒、司淑信等也都被處以極刑。至此，這場轟動一時的彭家屏私藏禁書案才告結束。
在此之前，乾隆皇帝已經進行過打擊鄂、張朋黨的鬥爭，但是，限於當時的具體環境，乾隆皇帝的重點打擊對象是張廷玉及其黨羽，鄂爾泰及其黨羽雖然也受到了一些限製和打擊，但在中央和地方都還有著一定的勢力。李衛一黨則根本沒有觸及。這次乾隆皇帝利用胡、彭兩案向鄂、李兩黨開刀，其本意原是追查偽奏稿的炮製者。經此一擊，鄂爾泰一黨全然瓦解，李衛一黨也掃蕩一空，政治上的異己勢力被清洗殆盡。
2.嚴查反清文章
為了進一步鞏固清朝政權和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他除動用全國力量追查偽稿作者並尋找時機對各級官員中的異己勢力進行嚴厲打擊之外，還以清查“悖逆”著作為借口，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製造文字獄案件的高潮。頃刻之間，這股寒流吹遍了中國大地。
乾隆帝孝賢純皇後朝服像清查“悖逆”著作發動之初，雖然來勢甚為凶猛，數量也相當眾多，但就涉及人員而言，不是神智混亂、滿口胡言的瘋人，就是不安本分、熱衷躁進的下層士人，而真正反清、反乾隆皇帝本人的幾乎沒有。如王肇基、丁文彬、劉裕後、楊淮震等案便都是瘋人惹禍，而劉震宇、李冠春等案又全是士人不安本分而自投羅網。
他以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和彭家屏“私藏禁書案”，對全國各地官員進行煽風點火。在他的策動下，各地官員望風承旨，將他製造胡、彭兩案時所使用的強拉硬扯、穿鑿附會等方法照抄不誤，一時之間，全國各地的文字獄案件出現了高潮。
據統計，從乾隆二十年春胡中藻案開始至乾隆三十八年纂修《四庫全書》之前，各種文字獄案件不下50餘起。因文字而罹禍的人員，除中下層封建儒生外，尚有宗室貴族、政府官員和不少平民百姓。對涉及人員的處理，不是淩遲處死，籍沒家產；就是革職拿問，遣戍邊遠。
在文字獄的高潮期間，又有經辦官吏的斷章取義擴大案情和民間的告密誣陷以泄私憤，都大大加重了對人民和社會的危害程度。當時全國求學的士子、坊肆的書賈、種田的農夫，甚至供職的官吏無不人人自危，整個社會處於一片恐怖氣氛之中。
這裏對兩種類型的文字獄案例略作概述，以見當時文字獄之大致情況：
瘋人惹禍占去了當時文字獄案件中的頗大部分。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全國各地一些士人因科場不遇而發瘋，或因喪親至痛而癲狂，甚而胡言亂語或塗抹成文，實為一些在所難免的社會現象。文字獄發動之初，有些地方官員為了向乾隆皇帝邀功請賞，這些不幸的士人便首先成了他們向上爬的犧牲品。乾隆皇帝也不查就裏，一概予以嚴懲。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山東日照縣一個瘋人劉德照胡亂塗抹了“興明興漢及削發擰繩”之語，地方官立刻視為大案要案上奏乾隆皇帝，而他看過之後，竟對其是否瘋人也表示懷疑。他說，“當此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肆行狂吠，豈瘋癲人語耶”。因此，劉德照被處死，而其並不知情又居他縣的親屬，也被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
乾隆二十六年，又先後發生了三起瘋人惹禍事件。其中，江南李雍和、甘肅王寂元皆於科場考試時向考官投擲嚴詞，大罵糊塗街，因為李雍和投詞中有“怨天、怨孔子、指斥乘輿之語”，而王寂元投詞中有“大逆之語”，結果都被乾隆皇帝下令淩遲處死，兩人親屬也分別受到株連，或處斬立決，或處斬監候。浙江瘋人林誌功雖無“悖逆之句”，也因“妄稱諸葛，自比關王”而發遣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