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泗是漢軍鑲紅旗人，原任貴州恩州知州。雍正年間，受鄂爾泰賞識，超擢為貴州巡撫。張廣泗被殺，為他鳴冤的自然是文化素養較高而又熟諳朝廷內幕的鄂黨官僚。而且，偽稿首先發現於南疆一帶，並且在雲、貴、湘、贛、川等省傳播最廣，這和鄂爾泰、張廣泗相繼擔任雲貴總督、貴州總督、湖廣總督和川陝總督絕非偶然的巧合。這正說明，偽稿案發前後在上述地區任職的鄂黨分子是炮製偽稿的主要懷疑對象。
循此線索，乾隆皇帝反複思考，偽稿的作者應該是偽稿案發時擔任江西巡撫的鄂爾泰的侄子鄂昌，以及鄂爾泰的門生、連任廣西、湖南學政的胡中藻。
於是，乾隆皇帝不露聲色地用了兩年的時間，對他們二人及其著作進行秘密調查。乾隆二十年三月，將二人押解到京師並向廷臣公布了他們的罪狀，從而一手製造了著名的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
由於先有成見在胸，故而乾隆皇帝在胡中藻所著《堅磨生詩抄》一書中發現了許多“大逆不道”的重要罪證。
乾隆皇帝的龍袍一是誹謗、反對清朝統治。如他針對胡中藻詩集取名《堅磨生詩抄》，指出“磨”字出自《論語》，係指春秋末年在魯國作亂的家臣而言，“而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此外，他對胡中藻詩中的許多詩句看來看去，越看問題越嚴重。如胡詩稱“一世無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日、月兩字相合，不是“明”嗎？隻有“夏秋冬”而無“春”，不正是懷念明朝、攻擊清朝嗎？又如胡詩稱“一把心腸論濁清”，在他看來，也是有意加“濁”字於國號上，肆行攻擊清統治的罪證。還有如“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斯文欲被蠻”等，也都認為是在有意攻擊起自邊塞之北的滿洲統治者。
二是反對乾隆皇帝。在發現這方麵的罪證時，他發明了一個擺入法，即把自己擺入胡詩吟誦的帝王之列。這樣一來，罪證便多得不勝枚舉。如胡詩《照景石詩》中有“周穆王車馬走不停”之語，便是在攻擊自己巡幸無度；胡詩中有“武皇為失傾城色”之句，不用解釋，便又看出是在攻擊自己貪戀女色等；循此思路，一些字句的諧音他也反複推敲並成為入罪的根據。如胡詩集中有考試生童所出之經義題題目是“乾三爻不像龍”，在他看來，“乾”者，“乾隆”也；“龍”者，“真龍天子”也。連起來讀，正是自己不配作皇帝。
罪過既然如此重大，處理豈可從寬，乾隆皇帝當即下令將其處斬，家產籍沒。
另一個同案犯鄂昌本是出身滿洲，竟也追隨胡中藻之後，在其所作《塞上吟》中稱蒙古為“胡兒”，乾隆皇帝大怒，賜令自盡。與此同時，還將鄂爾泰的一個兒子鄂樂舜處死，家產籍沒，其幼女也沒入宮禁。其他鄂黨分子不是拿解問罪，就是革職降級，甚至已死十年之久的鄂爾泰也被他下令撤出賢良祠，以此“為大官植黨者戒”。
如上所述`，乾隆皇帝掀起胡案，借追查偽奏稿案的炮製者，擴大打擊範圍，但是是否確實擊中了目標，他本人並無把握。對此，幾年之中，他一直耿耿於懷，反複算計推敲：偽奏稿究竟是出自哪一派係的失意官僚之手。
乾隆帝南巡圖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他二次南巡途中，駐蹕徐州行宮。這時，沿途官員紛紛前來迎駕，並借此機會向他報告地方政務，就在處理這些文件之時，一紙章疏上的官員署名映入他的眼簾。頓時，他心中為之一動。這個官員不是別人，就是在家養病的原任江蘇布政使彭家屏。
他記得，這個人在雍正年間曾與李衛一起在雲南供職，二人深相結納，專以攻擊鄂爾泰為能事，隱有與鄂、張兩大勢力鼎足而三。為了防止其自成派係，曾將他們調來調去，盡管如此，李、彭二人仍然暗中往來不絕。而且，乾隆初年，在李衛任直隸總督期間，直隸便曾發生過托名孫嘉淦所作的奏稿傳播事件。當時正值乾隆皇帝親政之初，事緒繁多，追查一通，沒有結果，便將此事放下。
而後，彭家屏也因其弟彭家植在家打死佃戶、倚勢抗欠官糧而受到乾隆皇帝的嚴厲斥責。對此，彭家屏心懷不快，不無怨念，長期告病在家。偽奏稿會不會是出自此人之手？既可以此陷害鄂黨，又可借此攻擊乾隆，以發泄自己的怨憤。
乾隆皇帝對此不無懷疑。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將他也打入網中。這樣，乾隆皇帝又一手炮製了有名的彭家屏私藏禁書案。
為了搜索彭家屏的具體罪證，乾隆擺下圈套，挑起他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的矛盾。
當時，彭家屏原籍河南夏邑縣鄰近的不少地區遭受水災，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卻匿災不報，催征錢糧如故。彭家屏即為此事而於迎駕徐州時向乾隆皇帝作了彙報。乾隆皇帝得知此事，雖對圖勒炳阿進行斥責，但卻仍派他和彭家屏一起返豫調查災情、辦理賑務。
為此，圖勒炳阿對彭家屏恨之入骨，並在辦賑中進行報複，對其原籍夏邑縣賑務大搞“管卡壓”，什麼“散賑多有未實，所有實在極貧戶口，有造報遺漏者，有任意刪除者”。
而彭家屏則利用災區人民的不滿情緒，唆使夏邑縣生員段昌緒、劉東震等指使當地民人張欽、劉元德直接向乾隆皇帝控告。因其所控與乾隆皇帝派人調查的情況大體相符，乾隆皇帝隻好以“玩視民瘼”將圖勒炳阿革職。但是，因為前來告狀的都是夏邑縣民人，乾隆皇帝也懷疑其中有後台指使，因而命令張、劉二人押回原籍文巡撫審訊，把矛頭指向彭家屏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