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人和吏治方麵，雍正給予年羹堯極大的權力。在川陝，“文官自督撫以致州縣，武官自提鎮以致千把”，其升遷降革均由年羹堯一人決定。對其他地方官員的使用，雍正也常聽取年羹堯的建議。京口將軍何天培的操守為人，朝中內外論說不一，雍正讓年羹堯就其所知“據實奏來，朕以定去留”。年羹堯密參署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絝，雍正遂將趙革職。江西南贛總兵缺出，朝廷擬用宋可進，年羹堯奏稱他不能勝任，請以黃起憲補授，雍正便依從了年羹堯的建言。
在生活上，年羹堯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詢，賜送藥品。對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在京情況，年貴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體狀況，雍正也時常以手諭告知。賞賜美食珍寶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賜給年羹堯荔枝，為保存鮮美，雍正令驛站6天內從京師送到西安，這可與唐朝向楊貴妃進獻荔枝相比了。雍正對年羹堯寵信優渥，希望他們“彼此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
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肅是以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年十月第二次進京晉見為導火線的。在這次赴京途中，他令總督李維鈞、巡撫範時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隻是點點頭而已。在京期間，年羹堯“傳達旨意，書寫上諭”，儼然成為總理事務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麵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之禮”。結束晉見回任後，年羹堯接到雍正的朱諭：“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這份朱諭一反過去嘉獎讚賞的詞語，向年羹堯敲響了警鍾，此後他的處境便急轉直下。
探究年羹堯失寵獲罪的原因，大致有這樣幾點：第一，擅作威福。他位尊權重而不能自謹，過多地幹預朝中政務，攘奪同僚權力，濫用朝廷名器。他對待內外官員狂傲無禮，給各省督撫發送谘文直呼其名，不僅蒙古王公，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寶入見，也要行跪拜禮。第二，結成朋黨。他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陝甘川官員為基幹，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第三，貪贓受賄。他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巨。客觀地講，由於雍正寵信過分，讚譽過高，征詢過多，致使年羹堯權力膨脹。而年羹堯驕橫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節，則漸漸引起了雍正的警覺和不滿，終於下決心懲治這個天下“第一負恩人”。
雍正對年羹堯的懲處是分步進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年羹堯晉見離京前後，第二步是給有關官員打招呼，雍正或叫他們警惕、疏遠和擺脫年羹堯，或叫他們揭發年羹堯的劣跡，為處罰年羹堯做準備。第三步將年羹堯調離西安老巢。雍正先將年羹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恒革職，署四川提督納泰調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亂。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堯川陝總督職，命他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最後一步是勒令年羹堯自裁。
年羹堯調職後，內外官員更加看清形勢，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削年羹堯官職，於當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堯押送北京會審。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結果，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其罪狀分別是：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殘忍罪4條，忌刻罪4條。
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年羹堯青海戰功，格外開恩，賜他獄中自裁。年羹堯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職，嫡親子孫發遣邊地充軍，家產抄沒入官。叱吒一世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
四、乾隆：強化皇權，大興文字獄
乾隆皇帝在不斷掀起統治集團內部鬥爭以加強自己統治的同時，還采取措施加強對全國臣民的控製。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是文字獄案件的大量出現。這些活動，使他的專製統治強化到了有史以來無以複加的地步。
乾隆皇帝製造文字獄，始於乾隆十六年發生的“偽孫嘉淦奏稿案”。
1.借文字獄清除地方異己
做皇帝的最怕地方勢力坐大，而不受中央政府控製。乾隆年間，有幾大地方勢力，令乾隆坐臥不寧。為此，乾隆帝千方百計尋找突破口，以消滅那些或明或暗的地方勢力。
機會終於來了，乾隆十六年，發生了“偽孫嘉淦奏稿案”。這一事件措詞之尖銳、傳播範圍之廣泛都大大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因而，這一事件的發生也使得他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甚為孤立，並對當時形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他開始感到，在各級官吏中有著一支和自己相對立的勢力。
“偽孫嘉淦奏稿”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替貴州巡撫張廣泗鳴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