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整個科技體製改革，我們解決破的問題，沒有解決立的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很能說明問題，國有企業改革，我們重組了，力度很大，弄了15年的時間，我們沒有見到現代企業製度怎樣建立。央企是好事還是壞事，不清楚。我們要尊重科技發展規律，但規律是什麼不知道？高鐵是一個規律，新能源是一個規律，現在落到手機又是一個規律，科技人員創新是一個規律，國家目標是一個規律，規律是什麼呢？五花八門，每人摸到的規律都不一樣，有各種各樣的東西，規律完全不一樣，怎樣搞法？現在科技界有人寫文章，討論的並不是麵臨的最大問題和本質性的問題，比如科研經費管理，他們對科研經費管理是有意見的，但是大的方麵是中國研發經費73%、74%是市場經費，不存在不結合、不轉化的問題。剩下的26%，政府占了24%，其他資金占了2-3%，政府的百分之二十幾也很分散，八九個部門一起幹，國防拿走一塊，重大建設拿走一塊，863拿走一塊，支撐計劃拿走一塊，都是麵對應用項目的，真正不轉化的，還有多少錢，最後弄下來沒有多少錢了，可能是上千億裏麵剩下三五十億，大事不在這裏。大事在什麼地方呢？能出來東西，靠誰出來？所謂科技成果轉化的問題，我們和科研院所擔心的是無成果轉化，看問題的本質在哪裏？十年前、二十年前真有很多東西放在那裏沒有轉化，搞了十年，風險投資家和企業家的眼睛像狼一樣的，有好成果放在那裏不轉化，不太可能。但確實有些成果轉化有困難，政府不提供好辦法，實際上沒有想過好辦法，隻能設身處地轉幾個彎來算。我們從積極的角度看問題，是麵臨科技發展到新階段，麵臨科技總量提升，我們要幹大事情，持續的創新能力沒有基礎，沒有依托，這是我們真正要思考的。中國麵臨科技管理的問題是有的，最大的問題是潛心研究出東西的問題，這是目前最難的。就跟我們經常批評浮躁、不努力，中國經濟浮躁，科技界也浮躁，現在錢已經多了，怎樣在這裏形成基地，建立好的機製，就是改革，把支撐長期科技創新能力提升的那個東西找出來。我們以企業為主體的經營創新體係，但最根本的東西沒有找到，我們講以企業為主體的東西，就想到科技部有點錢，科技部、財政部錢也不多，一討論為主體就想分錢的事，肯定不是這個。這個國家的科技創新、科技進步，是不是最後真的體現在企業作為主導力量推到哪一塊上去？這是我們麵臨最大的問題。
我們去年討論中關村的問題，大家一直討論中關村現在創新熱潮，創新的激情，不如柳傳誌那代人。你們都是這代人，甚至我們突然發現沒那個勁了，我們要深入思考。現在到了一個真正大轉折的時候，科技成果轉化的機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舊的東西已經過去了，新的東西建立是極其痛苦的過程。這相當於市場化和國際化戰略如何看待的問題，不是錢的問題，不是辦幾家民營企業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要有一些大的思考。據我所知，科技部在“十二五”有深入的思考和安排，也有很多部署，但難度非常大。
李曉西：以後我們找一個題目，專門搞一個論壇，讓大家充分發言。
王奮宇：非常感謝李院長的邀請。這次討論的題目我也特別感興趣。從上個世紀末全國科技大會開完以後，我們配合政策法規司做了科技體製改革的研究和支撐工作。通過一個例子，我覺得可以說明一下現在談科技體製改革和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甚至更早談科技體製改革，麵臨的背景和環境完全不一樣了。
2000年還是2001年我去一個院所做調研。這個院所做分子生物學研究。在研究過程當中需要用植物做研究材料，在植物育種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副產品，培育成為新的種子，結果研究所後來基本上忘記了自己的使命和自己要做的基礎研究了，說這是好事，能賣大錢，每年就用那個種子賺錢。當時我們去調研的時候，說怎麼能這樣做呢？他們說我們現在科研經費不足，一年才幾萬塊錢，能夠幹什麼，研究沒有經費，隻能靠這種創新研究這些東西。這是當時的一個現實的真實情況，科研經費嚴重不足，在改革之初是這樣一個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