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煉：聽了大家的發言很受啟發。我是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的。這麼多年在政府部門工作，理論方麵需要補課了，所以也很願意參加這個政府與學界交流研討會。
最近發改委啟動了“十二五”規劃的研究，另外也啟動了明年的一些宏觀政策研究。對企穩向好這個問題，也都有共識，我就不多說了。我想結合“十二五”的研究，講幾個正在考慮的問題。
第一，“八五”規劃時就提出來轉變增長方式，加強結構調整，為什麼轉變不過來？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前不久複旦大學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教授，給我寄了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後很受啟發。以前我們在大學裏學政治經濟學也好，西方經濟學也好，教的都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企業，我們分析各種模式都是政府與企業怎麼樣，我們分析經濟周期也是分析市場規律、消費與投資的關係，若不平衡，政府應該幹預。我跟外國一些經濟學家討論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看政府怎麼樣，企業怎麼樣，還得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感覺中國還沒有走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的關係，雖然改革開放30年來有所弱化，但實際上經濟每次波動還是在管放之間，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這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國的地方政府是地方的首長，就像一個大企業的CEO，當然這也有其優點。比如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咱們從多方麵分析，動力有很多，城鎮化、市場化、勞動力轉移等，但是理論研究方麵往往忽視了地方政府的特殊地位。我記得1993年一次討論會上，就有人提出要研究終端經濟的問題，即地方政府問題。實際上，中國到現在也仍然存在這個問題，地方政府的角色明顯增強，地方發言的聲音越來越大了。地方行政力量既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也是造成很多問題的根源。經濟的周期波動本質上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博弈的結果。曉西教授一直在研究中國的市場化程度，有沒有發現什麼時候中國走出這個周期了。到那時，中國才能是真正的市場化國家。比如說銀行信貸為什麼大投放？我上半年也調研了一下。前些年，信貸權收到總行這一級，不讓地方分行有權。隨著大銀行這幾年的電子化，建成一套總行內自上而下的監督管理體係，500萬以上的項目都要在總行審，地方金融影響弱化了。現在反過來了，地方追著要貸款。7月份我在財經論壇上講，7.37萬億並不可怕，有合理的因素，去年外彙占款同比增長了兩三萬億，還有票據融資終端的部分。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還是適度的。但是另一方麵也出現一些問題，貸款放在債上又放不出去，又變成銀行的再生存款，又刺激了銀行進一步擴大貸款。某個直轄市的基礎設施投資公司的董事長說，銀行非得追著我貸款，一下子要給我100億貸款，結果我不要，他還找了主管金融的市長，市長做了工作以後他要了40億，另外60億又分給幾個投資公司。信貸部門都投向地方投融資平台，全國3800多家，貸款增長得很快，地方政府在影響信貸資源的配置。這個問題得好好研究。
第二個問題，我在司裏工作較多偏重研究財政問題，就談談財政問題。財政從1993年大改以後，經曆多年，體製也沒有再做大的深刻的變化。1993年8、9月份在北戴河製定的改革方案，當時我們跟著去了廣東省，研究怎麼從財稅體製上弱化地方幹預經濟，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2004年中央工作會議就提出來物業稅。各國通常都把物業稅作為城市財政主要的稅種。物業稅完全可以把很多方案設計好了。有多年經驗，有這麼多專家，還有很多海歸。咱們把它透明化了，這樣也保護了很多幹部，很多按容積率批的東西就會少，房地產領域的腐敗問題就會得到遏製。物業稅的改革，國稅局在管，技術上沒有問題，但可能使地方收入減少，地方政府不太積極。先試點的地方擔心會吃虧，房地產商跑到別的地方去了。物業稅改革實際上是把現在房地產行業20多道各種稅收統一成一個透明化的地方稅，成名正言順的主體稅種，讓它成為地方預算外主要收入和來源。物業稅如果先從第二套房開始，可能阻力會小一點。為什麼銀行敢給地方的投資機構放貸款？主要是地方每年有土地收入。現在發明了一個政府用應收款，法律上沒問題，投資時，政府以應付款作為質押，法律上不做擔保，等於是未來的收益了，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