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不能理解為什麼俄羅斯的土地那麼遼闊，人口比咱們少幾倍，竟養活不了自己，40%的糧食需要進口。有一次我就問他們這個問題，他們告訴我，實際上他們的土地沒有分，隻是掛了個名而已。我問：“為什麼不分呢？”他們說：“那怎麼分呢土地有好有壞，怎麼能分公平呢？我們現在正在爭取組織一個評估委員會，對各個農莊的土地進行評估。”(笑聲)我說：“哪有那麼麻煩？我們的土地早就分完了。”他們很是不理解，問：“土地有好有壞，怎麼能公平呢？”我說：“我們三天就分完了。把土地分成幾塊，好壞搭配，一家一份，如果還有意見，就大夥‘抓鬮’啊！”(笑聲)最後還要強調一次，計劃經濟的確是把人養懶養傻了，使工人不會做工，農民不會種地，更重要的是培養不出合格的、優秀的幹部。計劃經濟那套體製真是把人養傻了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第三個方麵是我國正在由工業化向城市化轉變。國家的發展包括很多方麵，最根本的有兩條：一是工業化，另一個是城市化。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時，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這三個過程是同時進行的。工業化的同時，農民大量地進入城市，也就城市化了。在中國，由於計劃經濟體製，我們有一個城鄉分隔戶口製度。所以在我們工業化時，農產品進城了，農民卻不準進。經過這20年來改革開放以及以前的50至70年代的發展，我們的工業已經上來了。但在50至70年代，毛主席在世時，他總覺得農產品產量上不來，是因為農村勞動力太少了，所以，不但不允許農民進城而且還讓城市裏的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口到農村去。但自從把地分給農民以後，糧食大量增產，農村出現了剩餘勞動力，地不夠種了。就像農村中常說的“三個月種田，一個月過年，八個月打工掙錢”，掙不到錢的地方就耍錢，即賭錢。鄉鎮企業又加快了工業化的步伐。但許多製度改革了，戶口製度卻不改所以從農村中進城的叫農民工，農村中的工廠叫鄉鎮企業，這也是中國特有的。有很多國外的教授問我什麼叫鄉鎮企業，能否給它下一個定義。這真的很難說清楚，鄉鎮企業隻能是中國特有的。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很不一致，所以，有些東西尤其像城市化是很難搞出中國特色的。不知道這裏有沒有大一的學生，不知道你們入學時是否轉了糧油關係。現在根本都不知道糧票是什麼了，竟然還在轉糧油關係！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出當前的經濟問題單靠經濟本身來調整是不行的，應該依靠調整社會結構來改善經濟狀況，這當然是我們社會學家的任務！為什麼要調整社會結構呢？我為大家說幾個數字：1996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數為45.5%，1999年中國城市人口數為30.4%，相差近16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什麼呢？即在我國工業化水平達到中期階段時，我們的城市化還處於初期階段，我們的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極不協調。現在生產的很多東西是為城裏人生產的，比如農民下地穿不了皮鞋，農民家的籠子裏有雞，地裏有菜，也用不上電冰箱，難道他會把雞放到電冰箱冷凍幾天再吃嗎？(笑聲)我國現有34000萬個家庭，其中有23000萬為農戶，但現在隻生產1200萬台電冰箱，還賣不出去？這23000萬農戶都買城市用品嗎？而且他現在也沒錢，所以有70%的人消費不了這些用品，現在商品滯銷與此有很大關係。所以去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就專門講了“小城鎮，大戰略”。我的家鄉在江蘇，他們現在提出了“先富先進城”。人們流傳一種說法叫“大富進大城市，中富進中等城市，小富進小城市”，現在是請農民進城了。這就是我所說的我國正由工業化向城市化轉變。
第四個方麵是我國已經實現了由溫飽階段向小康階段轉變，正在由小康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變，這將是一個比較長的階段。現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已逐步提高，特別是沿海的某些地區，正在向富裕的社會轉變。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戰略2000年基本就可以實現第二步了。但這隻是“基本”，我們曾提出要在本世紀末解決貧困問題，但目前還有4200萬貧困人口，要想完全解決的確是很困難的。1996年我國自己統計的人均GDP為760美元，1997年世界銀行報道說達到860美元總量占世界GDP的第7位。世界銀行的統計曆來比我們早為什麼會相差100美元呢？世界銀行定的標準是人均785美元以下是貧困低收入國家，786美元～3125美元為中等收入國家，3126美元以上為高收入國家。它給中國定出這個水平不知是否與中國要“入世”有關，這個不太清楚，但中國承認是中等低收入國家，很正確嘛，860美元比3125美元差得還很遠。
總的來說我們已達到這樣一個水平。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或上海可以說是中等收入了，但我國70%的人還在農村，要真的說已全部實現小康了，也不很恰當，隻能說基本實現，就全國說是正在向現代社會轉變。